作者：吳綿強

　　40歲的林泉是重慶人，大學畢業之后由古鎮進入家居燈飾行業，年銷售額一度做到上億元。這兩年受疫情影響，燈飾產業進入新一輪調整周期，企業訂單量遭遇斷崖式下滑，林泉的公司銷售規模僅維持在3000萬元左右。

　　位于廣東省中山市的古鎮鎮，是著名的“燈飾之都”，擁有5萬家燈飾企業。這里的經營戶來自不同的地方，如今卻承受著同樣的壓力。

　　今年3月以來，持續的疫情導致古鎮燈飾市場的客流量銳減，給當地燈飾企業帶來較大的經營壓力。而比訂單銳減更讓他們心急的是，每個月還需要支出固定的成本，又無法及時貸款融資。

　　林泉給第一財經記者算了一筆賬，每月光人工工資就有十幾萬元，還有原材料生產、店鋪和工廠租金，以及水電費等成本，共計達100萬元。“雖然租金是按照季度或者半年支付的，但在這幾個月零訂單的情況下，凈成本支出就達幾十萬元。哪怕有50萬元的貸款，我們也可以撐一個月。”

　　同樣選擇縮減開支的王柏比林泉更早進入燈飾行業，至今經營已20多年，在2016年行情好的時候，公司銷售額突破1.2億元，隨著市場需求萎縮，2021年銷售額僅剩5000多萬元。

　　過去，王柏的生產工廠有150多人，店鋪銷售員工50多人，因此兩處的房租和人工工資是每個月成本開支的大頭，再加上車輛、電費、伙食費、差旅費，以及業務招待費等每個月開支達200多萬元。今年3月以來，王柏裁減了一大半的員工，只留下50多名員工，目前的成本開支是人工費用50多萬元，房租50多萬元、再加上其他費用，每個月開支達100多萬元。

　　“我現在每個月都虧損幾十萬元，正在吃過去的老本。”王柏說，如果可以貸款50萬元至100萬元的話，后面公司也可以撐一段時間。但貸款融資卻成為當地多數經營戶一道難解的題。

　　“古鎮本地5萬多個市場主體，對大部分中小企業主來說現金流壓力非常要命，大家考慮的是如何‘開源節流’生存下去，發展的問題暫時還不能想。”一家古鎮當地頭部企業的供應鏈負責人稱，當地中小燈飾企業當前面臨的艱難局面是多重因素疊加所致，在疫情以及市場需求萎縮之下，古鎮燈飾產業轉型升級壓力大，小型廠家過多，產品嚴重過剩。

　　企業對融資十分渴望，金融機構和政府層面也有惠企政策，但古鎮上的不少企業卻無法享受到政策紅利，資金壓力、融資難，成為懸在他們頭上的利劍。

　　這一切到底是怎么發生的？

　　不規范的“坑”

　　來古鎮之前，郭金也聽說了這里傳頌的一個個造富“神話”，可是他很快發現，這里號稱“5萬余家市場主體”、擁有“千億產值”的燈飾產業帶，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其實并不是他的“潛在客戶”。

　　郭金此前負責了一段時間古鎮燈飾企業貸款審批工作。“那時候我們主要的工作還是挖掘客戶貸款需求，我們巴不得這些燈飾企業過來貸款。”但他很快發現，這里的不少經營戶不僅無法進行現金流類別的貸款，其他的融資產品也很難適用。

　　這位中山市一家國有銀行的負責人還發現，古鎮的經營戶活得并非外界想象的那般滋潤，當地不少企業規范化運營的壓力不小。

　　林泉的公司每年有幾千萬元銷售額，顯然已經算得上是國家規定的“制造業中型企業”，即“年銷售額2000萬元以上(含2000萬元)4億元以下(不含4億元)”的企業。可是，林泉卻寧愿公司做一個“制造業小微企業”，即“年銷售額2000萬元以下(不含2000萬元)”。

　　林泉公司的企業對公賬戶上每年僅有一兩百萬元的銷售額匯入，“能夠用于征稅的銷售額只有這么多”，這主要是公司大部分銷售額回款都匯入了林泉及其家人的私人銀行賬戶，以及微信、支付寶賬戶內。“這也是我們行業普遍的做法，主要是為了‘避稅’。”林泉直言不諱。

　　“避稅”在古鎮并不鮮見。

　　去年，劉安的公司年銷售額2000萬元，按照他的話來說，“今年銷售額突破1000萬元就已經不錯了”。盡管如此，王柏、劉安的企業已算得上是“中型制造業企業”，但公司對公賬戶的資金卻很少。

　　王柏說，他的公司每年有5000萬元銷售額，而打在公司賬上的銷售額僅有200萬元。劉安公司的銷售額在1000萬元，公司賬上銷售額僅有幾十萬元。

　　這樣的做法，也與燈飾行業的低成本競爭有一定的關系。

　　林泉、王柏和劉安的公司銷售的燈飾產品，定位于中高端客戶群體，產品毛利率在20%至25%。“如果銷售額全部走公司賬戶，就要征收營收總額15%左右的相關稅費。扣去稅點，僅有5%至10%的毛利率，再加上經銷商的價格擠壓，我們一年到頭白忙活了。”林泉說。

　　“是否走公賬主要看客戶情況，如果他們需要開票的話，在原本銷售額的基礎上加上稅點，一樣可以開，但這種業務量較少。”林泉說。

　　劉安表示，燈飾行業產業鏈門檻太低，很多從事配件的供應商以及客戶，均是個體工商戶，“我們之間的銷售額較大，有時候到上百萬元，作為個體戶，大家都不愿意開大額的增值稅發票”。

　　“避稅”在平常的“便利”顯而易見，但是，它也帶來拖累。

　　比如，為了改善疫情對制造業企業的影響，6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新增1400多億元留抵退稅，要在7月退到位。位于古鎮的一些中小企業也享受到了退稅紅利，但大部分企業無法享受這一政策，主要原因就是“避稅”操作所致。

　　更大的問題是，在古鎮上司空見慣的“避稅”操作，正成為拖累企業發展的“坑”。

　　郭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古鎮燈飾企業中，大部分的中小微企業，現金流沒有很規范的賬戶呈現，他們的資金存放在微信、支付寶、個人賬戶中，企業賬戶內的現金流非常少，“可能一年都沒有一兩萬元的流水，企業賬戶內的現金主要是用于報稅、交水電費等業務，所以他們的企業賬戶現金流非常短缺。”

　　郭金也提到，古鎮的許多中小微型企業，公司對公賬戶內，每年僅有十幾萬至上百萬元不等的流水明細以及財務數據，“然后大部分資金都是通過私人賬戶交易，流水頗為不規范，看不出哪些是營收，哪些是支出等”。

　　由于大部分中小企業使用的是微信、支付寶和信用卡三大支付工具，用于平常的資金支付交易以及周轉，企業賬戶內的資金非常少，顯然通過企業現金流衍生的融資產品，他們沒法做貸款。

　　先天缺陷

　　目前古鎮出現的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現象，還與當地市場的“先天缺陷”有關。

　　古鎮燈飾市場是一個天然形成的產業集群地帶，即使放眼全國，也很難將其替代，它的供應鏈完整，準入門檻低。“隨便兩個毫無經驗的人來此創立一家燈飾企業，從工商注冊到產品設計、生產、組裝以及成型、發貨，時間一個月左右就搞定了。因為關于燈飾產品的任何環節，在古鎮都能找到解決途徑。同時企業掙的都是‘辛苦錢’，大家利潤非常稀薄。”郭金說。

　　據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發現，古鎮很多老板都是來此的“新中山人”，房子大多是貸款按揭購買，已經沒有了融資價值。因此，銀行的抵押類貸款業務，大部分已不太適合他們。

　　李娟就是一位“新中山人”，作為一名90后燈飾企業老板，她和老公是2013年來到古鎮開廠開店的，前幾年市場行情好，他們在中山按揭購買了一套房，隨著疫情持續，訂單量下滑，企業經營陷入困境，“我們還是想搏一搏，可是卻沒有可作抵押的資產”。

　　古鎮的中小企業大多是“前店后廠”的模式，即生產所用的廠房和銷售所用的店鋪都是租賃而來，除了他們的自有住房外，固定資產相對較少。而銀行通常接受的抵押物是房產和土地或者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致使這些中小企業沒有擔保物獲取抵押貸款。

　　郭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調研中，他發現古鎮從事生產制造的小微企業主的固定資產主要是車間生產設備，但很多設備又很低端，幾乎沒有抵押融資價值，甚至連金融市場的一般租賃公司都不愿意給他們做這類業務，“古鎮中小微企業的設備抵押融資貸款產品，顯然在銀行范圍內也已不合適”。

　　郭金還想到了用專利技術等無形資產為古鎮燈飾企業融資，可是，許多中小企業老板根本沒有任何核心技術專利，這也為他們的融資又困住了一道“枷鎖”。

　　古鎮最大的當地專利代理機構負責人修瑞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古鎮一眾燈飾企業中，大家對知識產權的技術專利看得非常重，因為他們切身體會到了專利在日常銷售經營過程當中的利弊，“最簡單的道理，一旦一個爆款產品你有技術專利，可以迅速讓那些抄襲的產品下架”。

　　不過，修瑞杰與眾多燈飾企業的接觸中發現，燈飾企業的知識產權融資卻并不多，因為他們的專利多是“外觀型”的，很少有“技術型”專利，因此評估價值不高的情況下，很難過“無形資產評估”這一關。

　　郭金介紹，兩年前他在古鎮的時候，希望給中小燈飾企業做知識產權貸款，以緩解他們融資貸款難的問題，但他發現適合的企業特別少，這與過去大家長期埋頭做訂單、不注重企業研發以及無形資產的積累有關。

　　“即便用質押關鍵技術等無形資產來進行貸款，也會因為技術含量不高很難吸引到銀行和一些擔保公司。”一位金融市場人士表示。

　　郭金還想到了“人才”類的貸款，企業法人擁有高學歷也可以找找人才方面的政策。可是，古鎮燈飾企業的老板中，很多沒有達到“人才”要求，“大家可能是中專或者大專好一點，最多是本科已經頂了天，很少有碩士畢業的，去古鎮開一家小微企業從事燈飾生產，所以‘人才’的方面貸款政策他們也享受不了”。

　　矛盾如何解決？

　　燈飾業是古鎮的經濟支柱，經過40年發展，已形成以古鎮為中心，覆蓋周邊3市11鎮區的燈飾照明產業集群，占據全國燈飾產業70%的份額。古鎮鎮相關負責人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力爭到2025年全鎮GDP達300億元，到2025年實現全面重返中山第一梯隊目標。要實現GDP翻番，古鎮燈飾產業還大有作為。

　　“當初市場行情好的時候，銀行主動上門找到我們詢問是否需要貸款，現在市場環境變了，大家都跑沒影了。”林泉說。

　　事實上，為支持中小微企業的融資貸款，廣東省最近也出臺了金融支持受疫情影響企業紓困的一攬子政策，并提出了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普惠金融重點群體的支持。但現實是，企業對融資的渴望急劇提升，金融機構也并非沒有放貸的意愿，政策層面也不斷有所傾斜，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境還是無法完美解題。

　　“銀行其實也很愿意給中小微企業貸款，畢竟現在大家自身背負了很重的‘普惠性貸款融資’指標，市場上確實有很多企業主體，需要銀行做普惠性金融貸款。”郭金說，但是銀行的融資貸款哪怕有一筆出現損失，銀行內部都要為此擔責，具體追責到經辦人員。

　　郭金說，銀行是規范型的企業，小微企業則缺乏經營管理規范，這樣一個規范性的企業與一家欠缺規范的企業合作業務，雙方之間的矛盾永遠無法解決。

　　事實上，國家在貸前、貸中、貸后環節的審批，都有很完善的管理制度。“如果每一家貸款30萬至50萬元的企業，都把貸前、貸中、貸后環節的審批做的跟平常一模一樣，在沒有大數據的前提下，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作量。”郭金介紹，放貸員每個月要去貸款企業實地看一看，核查水費、電費，以及員工社保繳納等情況，回到銀行還要登錄一大串的操作系統，上報數據記錄，并撰寫貸后報告。

　　“如果按照國家對放貸管理的要求，實行貸前、貸中和貸后的審批規范操作，所有環節都要做齊，達到盡職免責的要求，最多只能做15筆貸款，銀行操作成本很大。”郭金說，這也是銀行不太愿意做這種太小的普惠類金融貸款的原因。

　　“中小微企業沒有資產，沒有規范的現金流和財務數據，也沒有多少稅收，甚至社保都不是以公司主體去購買，可能是自己個人購買，所有社會上的信用數據都很缺乏，但是他們確實是有貸款融資需求。”中山市一位金融行業人士說。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