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混合所有制改革啟幕

　　“國民共進”難在何處

　　2008年，中國建材重組南方水泥。有人說，它“瘋”了，這樣大規模擴張，不是搞“國進民退”嗎？也有人質疑，它摻入這么多民企股份，成了有產者的打工仔，不是搞“國退民進”嗎？

　　這個爭議一直伴隨著中國建材。如今，它成為國資委4項改革的試點之一，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有效途徑。紛擾終于落定。其董事長宋志平也敢喊出，那是“以國民共進方式成功進行行業結構調整的故事”了。

　　其實，飽受困擾的何止中國建材。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這個國家就為兩種不同的所有制而區隔、分裂。同是企業，僅僅標著國有、私營的簽兒，就有著不同的待遇、迥異的命運。

　　現在，中國試著彌合這條裂痕。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指明的方向就是要合二為一，通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交叉持股，互有你我，既為國企改革深入發力，也為國家向前鋪道。

　　方向已定，路卻艱難。

　　民營企業的憂慮

　　對于“混合”，民營企業的反應分為兩派：餡餅派和陷阱派。前者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曾經無法企及的禁臠終于可以吃到了；后者則認為，進去后說不定就被“招安”了，甚至可能被“關門打狗”。

　　在今年年初全國工商聯舉行的“中國民營經濟大家談”會議上，經濟學家厲以寧說，他最近在外地考察碰到一些民營企業家，他們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都很擁護，但總是感到不踏實。“他(指民營企業家)講，如果國有企業還是現在這個樣子，那我們怎么跟其合作？合作會不會把我們自己弄丟了、賣了？”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聲稱，近來已經見了好幾個央企一把手，都是談“混合”的。可是，這位中國首富對“國民聯姻”有著更高的要求：“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否則，“國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錢幫國企嗎？”

　　此前，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和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等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

　　彭建國認為，民營企業家的反應，不管是餡餅派還是陷阱派，都是正常的。那些關心和擔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國家已經強調，本輪“混合”重在依法規范。“法”和“范”也漸次清楚了。比如控股的問題，國有企業將在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企業絕對控股，在前瞻性、戰略導向性的企業可能相對控股，其他則以市場選擇為準，宜參股就參股，宜退出則退出。

　　曾經混合上千家民營企業的宋志平信心滿滿，認為國民共進、合力共贏是題中之意。他指出，大家對混合所有制存疑，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混合所有制的本質。實際上，混合所有制企業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是三足鼎立的，不存在誰吃掉誰、誰掠奪誰、誰被誰同化的問題。混合所有制強調的是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不管是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都以發揮最大效率為最終目的。國有、民營都作為股東而存在，都在公司法下規范運作，各自的合法利益都“神圣不可侵犯”。

　　宋志平對混合所有制有個“茶水”的比喻：混合所有制企業好比一杯茶水，水可能是國企的，茶葉可能是民企的，但變成茶水之后就沒辦法分開了，也沒必要去分。

　　他還提出一個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公式：國企的實力+民企的活力=企業的競爭力。即國企有規范的管理、規模優勢、技術實力，民企有靈活性、激勵機制、企業家精神，二者相互融合，取長補短，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企業強大的競爭力。

　　即便如此，宋志平也并非沒有困惑：在中國建材的高管會議上，經常是身價上億的民企老板、市場化選聘的職業經理人、傳統國企干部三類人坐在一起，雖然都是企業高管，但收入相差懸殊：民企老板有股權、職業經理人拿市場化薪水、傳統國企干部拿體制內的薪水，長期看不利于企業發展。

　　他希望，今后要通過完善職業經理人制度和加大管理層中長期激勵機制等措施，逐漸加以解決。

　　政企分開的艱難

　　在彭建國看來，合二為一之前還有一分為二的問題：政企分開。這個甚至更困難。“雖然政企關系是外部性的，但對國企改革來說異常重要。‘混合’之后，政府和企業的新關系是什么樣子，大家還沒有底。”他說。

　　雖然經過30年的摸索，但政企分開仍很復雜。正因如此，國企才時遭非議。它們若虧損，就被視作扶不起的阿斗；若營利，又被罵為與民爭利。這讓很多國企領導人和職工頗感委屈，認為他們的價值被無視了。

　　可是，即便國企人也承認，國企中的確有非市場化的東西。宋志平在中國建材內部輪訓班上說，今天國有企業仍被當成行政化的附屬，許多對于政府部門和公務員才有的一些規定，“最后總要加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

　　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在其新書《遵循規律辦企業》出版發布會上也表示：“現在(國企)日子好過了，我內心最擔憂的是改革走回頭路。”他反復強調，國企改革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以政企分開為抓手，充分發揮市場調配資源的作用，不能讓政府審批的手亂動。

　　一個最鮮明的佐證是，盡管中組部和國資委在2008年就已制定了董事會選聘高級管理人員工作的指導意見，把中央企業高管的選聘權交給了董事會，但目前由中組部和國資委管理，集團公司領導任命權還在國資委手里未能放開。而53家特大型央企的“一把手”則均由中組部任命，并不在國資委的高管任免范圍之內。

　　當然，政企不分的傾向不止來自“政”一方。很多國企干部有時也沒有把自己當成企業家，遇到問題還是“不找市場找市長”。另外，“紅頂”帶來的便利也是巨大的。有研究甚至稱，如果刨去政策優惠，國企創造的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紅頂”給市場帶來的傷害也是顯見的。許多學者對國企的批評就集中在它所造成的不平等上，這種不平等讓市場損失了效率，社會也為之付出沉重的資源代價。民企和國企“混合”，既擔心國企的市場力量，更害怕國企的政府關系。宅急送董事長陳顯寶也直陳：“混合所有制有著特殊性，特殊性就是政府的角色怎么轉變，跟國企一起，將來發生矛盾，民企如何抗衡；如果企業控股依然一股獨大，民企的進入也是沒有意義的”。

　　“在‘混合’面前，一些國企始終在等、在看。等看自己的權力未來是否受到損失。即便是那些表了態的，也多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為什么？表態高嗓門就行，步子卻不好邁，怕有損失。可是，無論如何，改革是不歡迎紅頂商人的。‘紅頂’是一定要摘去的。”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說。

　　宋志平也表示，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官員型企業家是不符合市場平等競爭原則的，也與“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不相符。

　　宋志平認為，國企應該抓住“混合”的機遇，與政府管理部門有效分離，真正融入市場之中。

　　“一”“二”共同的隱患

　　不過，對老百姓而言，不管是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都有同樣的期待：一，防止借改革之名國有資產流失；二，“混合”能為社會增加財富。

　　在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最重要的權利被認為是可以持股。這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明確。之前，員工持股雖多有嘗試，但終被叫停。

　　宋志平對此是歡迎的。他認為，員工持股是從企業自身利益和發展出發，把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結合在一起，使員工不僅有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收入，同時也有資本項下的一些收入，這才是真正的“讓員工和企業共同成長”。

　　他還舉了中國建材旗下的南京凱盛的例子。十幾年前，這家以生產水泥成套設備安裝為主業的公司，只有幾十名員工、幾百萬元資產，因為是技術公司，主要的資本是人力資本，所以從2003年即改制實行員工持股，國有股占51%，公司技術骨干和管理骨干持股49%。十多年來，南京凱盛銷售收入從1000萬元增加到13億元，凈利潤從零增加至近兩億元。

　　“一方面，中國建材得到了發展；另一方面，干部員工、技術人員得到了實惠，最關鍵的是吸引、保住了優秀人才。我認為這是核心。”宋志平說。

　　正是有了這樣的實踐，在下一步試點中，中國建材將在生產經營企業層面，發展股東型管理層持股，形成3～5家員工持股公司。

　　然而，彭建國的態度是謹慎的。他指出，目前國有企業高管層絕大多數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抱有極大熱情、國有企業員工絕大多數對員工持股抱有特別的積極性。有人說，過去30年來的中國，在地方國企改革、股市、房地產、礦產、PE等方面出現了成千上萬一夜而成的億萬富翁，他們預測又有多少富翁將在這次變革中產生，從而出現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加劇兩極分化，這是廣大民眾最關注、最擔心的問題。

　　“尤其員工持股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過去曾經搞過，但有些出現了偏差，甚至造成過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公平、國有資產流失方面出現過一些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維護社會公平，國務院曾專門發文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實際上叫停員工持股，對一些已經搞了員工持股的采取清退等措施。過去有些企業因為要上市，上市前對員工持股也進行了清退。”彭建國說。

　　彭建國還認為，混合所有制經濟特別是員工持股企業中，其風險點即國有資產流失最可能發生的地方在“三優”：優良企業、優良資產、優良業務線。其中，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有4個渠道：潛在利益、資產評估、同業競爭和關聯交易。低估賤賣已廣為人知，而關聯交易則隱秘而多樣。

　　李錦也以國企上世紀90年代“改革暴利”的教訓為例提醒說，盡管歷史已經向前走過20年，國企改革的條件與反腐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國企監管部門能力增強，國企老總的政治素質也非往日可比，而且現在搞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但仍有發生的條件。記者 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