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翻譯家孫仲旭因抑郁癥離世的消息在網絡蔓延。孫仲旭曾翻譯《麥田里的守望者》、《夢想家彼得》、《戀愛中的騙子》等為讀者熟知的作品。人們對他充滿懷念之情，更多人聯想到翻譯家的生活處境。

    比我年紀小幾歲的孫仲旭，跟我是同時代人，也是上世紀90年代畢業，也面臨著各種人生的選擇。他為了自己的文學夢一直在苦熬。在翻譯稿費普遍少得可憐的情況下，這種堅持顯得悲壯。

    有人計算過，翻譯一部15萬字的文學作品，一般需時3個月。按翻譯稿費千字60元計算，可得稿費9000元。減去稅費之后，翻譯家辛苦3個月所得僅為7000余元，比不上一名普通白領的月工資。

    據說孫仲旭曾把電腦里的400萬字譯稿打開給兒子看，說，這是我的全部財產，今后你好好打理，可以回老家造間房子，討個媳婦。他作為中文系的畢業生，又不幸一直熱愛著文學，我對這種困境是有切身體會的。

    20年前，我還是一名身無分文的大學畢業生，在上海地處偏遠的電機專科學校基礎部教語文，月工資176元，吃喝開銷后基本分文不剩。20年過去了，我的工資漲到了每月2380元。與文字為伍，生活清貧，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沒有怨言。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和妻子結婚時，學校分給她筒子樓里的一間屋子——沒有廚衛的宿舍間是當時分房的最低門檻，但也意味著我們有一個獨立空間了。我們坐在一床嶄新花格子床單上仰望天花板，彼此微笑不語，幸福充滿心田。

    那年秋天，丈人偕丈母娘來到我們的小窠，語重心長地說：“萬里長征第一步，你們算是有個窩了……你們得熬多少年才能混到有一間像我們那樣的房子啊。”他們很友好，沒有責備，但幸福感本來好好地充溢在我們心里，怎么突然就不見了？這些年，很多同學下海了，去南方。我知道，他們的際遇與我相似：簡單的愛情、微小的幸福，都經不起物質狂風的裹挾。

    20年后再相聚，當年的文學愛好者多成了土豪、國企老總，大家都白了頭，肥了身，人生各種滋味盡在不言中。大家不禁回頭品咂人生：為什么要把幸福與房子、金錢如此緊密地掛鉤？為什么不能有更純粹的愛與快樂？如果社會不是形成了如此深刻的偏見，我們平凡而愉悅地過一生有何不可？

    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百萬富翁，也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在金融界打拼。文化價值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如果文化缺乏原創力，就只能依靠“山寨力”。

    據我所知，85歲高齡的翻譯家王智量曾應某出版社之邀，翻譯了俄蘇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和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作。但他認真翻譯好交稿后，對方卻杳無音訊。

    王智量是俄蘇文學研究大家。他曾為該社翻譯過一部《屠格涅夫散文詩》，前后發行超過100萬冊，這樣的暢銷書，出版社收益不可謂不豐。但王智量總共只拿到200元稿費！后來他反復追問，該社給他答復說，那個責任編輯早離開出版社了。

    我曾呼吁尊重老翻譯家的勞動。文章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反響，其他出版社托我致意王智量，表示有意出版他的所有譯作。我以為，王智量本不在意稿費，關鍵是它事關一個出版社對翻譯家勞動的基本尊重。后來，王智量把大部分的譯作，都轉交給了花城出版社編審林宋瑜。因為林宋瑜對老翻譯家極其尊重，在翻譯家權益上做到了尊重和保護。

    但愿翻譯家們的生存處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