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詩歷史,我們會發現,校園詩人曾不止一次成為詩歌革新的力量。正是卞之琳早期詩中關注平民生活的視角和對口語的靈活運用,為新月派格律化新詩注入了別致的新意。也正是青年穆旦將強烈的民族憂患感融進散文化的頓挫節奏,使他醞釀出兼具現代敏感性和語言包容力的名篇《贊美》。更不用說恢復高考后的大學校園,成為“后朦朧詩”勃興的主要舞臺。“校園詩歌”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概念,它并不意味著詩藝的稚嫩,相反卻暗含“得風氣之先”的期許。以此來衡量當下校園詩歌,總體上似乎顯得“乖”了一些,雖常見馴熟的技巧,卻少些生氣和銳氣。今天的校園早已不是象牙之塔,校園詩人也應當有更開闊的視野,將目光投向劇烈變動著的當代世界,并在寫作中與之建立起更積極的關聯性。唯如此,才能打開新的局面,真正成為復興當代詩歌的力量。
《 人民日報 》( 2015年10月23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