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證人出庭作證是現(xiàn)代刑事審判制度的重要構成和基本要素，對于保障被告人質證權、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維護程序正義有重要作用，甚至“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否科學和進步的標志之一”。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與舊法相比，其將完善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作為修改的一個主要突破口，對相關制度做出了完善和填補，在體系上涉及應出庭作證的標準、強制出庭作證、證人保護、證人補助多個方面，在深度上涉及對言詞證據(jù)采納規(guī)則的進一步明確、證人保護制度的進一步細化等。這些重要進步體現(xiàn)出了立法者對于長久以來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中所存在多方面問題的深刻研究，本文筆者欲簡要分析刑事證人應出庭作證標準這一方面的問題。

　　一、刑事證人應出庭作證標準的構成

　　刑事訴訟法第187條規(guī)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對于此條有學者認為是規(guī)定了必要證人出庭的條件、有學者認為是規(guī)定了重要證人出庭范圍，從法條的表述出發(fā)，“應當”即包含了“異議性、重要性”兩個方面，筆者認為該條實質上是確立了證人應出庭作證的標準。

　　本條規(guī)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第一，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即只要對某一證言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lián)性提出了合理的質疑，就滿足上述第一個條件。一般而言，這類異議大多出現(xiàn)在被告人、辯護人對公訴方移送法院的若干證言筆錄提出質疑。二是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這應該視為對該證人證言的實體重要性要求，即要求該證言能夠影響被告人的構罪與定罪，或證明某一量刑情節(jié)。筆者認為，這一實體性要求與第一個條件規(guī)定的對于證據(jù)能力和證明力的質疑相結合，實質上是體現(xiàn)了應出庭證人的核心內涵。三是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出庭作證，若法院認為證人不出庭不會對法庭認定事實真相造成影響，即使控辯雙方有異議，也有權決定證人不必出庭。這一條授予了法院對控辯雙方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的必要性審查權，甚至是最后否決權。

　　二、刑事證人應出庭作證標準的實踐意義

　　此種制度設計告訴我們并非所有的證人都需要出庭作證，而只是案件中負有“應當”出庭作證義務的證人才有出庭的必要，這充分考慮了我國的司法實際，因為我國的整體審判水平較低，法官數(shù)量少與案件數(shù)量多。所以，在保證審判質量的前提下，也應該兼顧審判的效率，如果讓所有符合上述條件的證人都出庭作證是不切實際的。例如在有些案件中涉及的證人眾多,如果必須所有證人都出庭,將不僅會給司法機關帶來大量的人員和經(jīng)費負擔,也會嚴重影響到案件簾理效率。因此，目前只是規(guī)定符合應出庭作證條件的證人必須出庭作證，這在當前的全國普遍的司法現(xiàn)狀下是具有其科學性和可行性的。

　　而且，從傳統(tǒng)研究上看，證人出庭率數(shù)據(jù)的得出大都以所有刑事案件已知證人數(shù)為計算基準，并未考慮將應出庭證人數(shù)作為計算基準。那么大部分的調研得出的證人出庭率是一種泛化的實際出庭率，而應出庭證人出庭率低則僅可以此為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被認為是確立了我國證人應出庭作證制度，這種進步也從側面提醒我們應出庭證人出庭率的高低才更具有實際意義。正如有學者認為證人出庭率考察應該是在確定證人出庭標準，即“對那些案件需要證人出庭（案件標準）、哪些證人必須出庭（證人標準）的條件限定”后進行的。

　　在此方面舊刑訴法雖然在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了“證言對案件審判有直接作用的”這一模糊的證人出庭條件，但實踐中沒有幾個證人的證言對案件審判沒有直接作用。而現(xiàn)行法在第187條采取了針對證人證言的異議性、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階梯式標準，以合理限定應當出庭證人的范圍。甚至有學者之前就提出，通過限定應出庭范圍以減少需要證人出庭的案件數(shù)量，從而做到案件繁簡分流并減少實際需要的證人出庭數(shù)，認為這樣才是解決證人出庭難的根本出路。雖然認為通過確立應出庭證人出庭標準來減少證人出庭數(shù)量能從根本上解決證人出庭率低的問題有失偏頗，其實質只是限縮了實際應出庭作證的證人的基數(shù)，但也從側面說明了應出庭證人出庭標準確立的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