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

　　長篇小說《帶燈》是多年來始終以家鄉商洛為生活基地，“挖一口生活深井”的賈平凹2012年完成，2013年1月出版的一部精品力作。它以迫切現實的生活發現，深刻地憂患，并以帶燈這個飽滿動人的鄉鎮女干部形象，受到文壇內外的好評。多次名列月、季、年度暢銷書前列，并被有關權威文學機構評為年度最佳長篇小說。主人公帶燈的命運和故事，甚至帶有從奉獻者到犧牲者的悲劇色彩。在觀看由商洛市花鼓劇團演出、徐小強改編、他和李小斌導演的戲曲《帶燈》之時，我卻與現場觀眾一起被深深感動，并多次熱淚盈眶，覺得這是一次以往難得一見的成功的賈平凹小說的戲曲改編，是農村現實題材戲劇創作的一個重要收獲。

　　首先，花鼓戲《帶燈》忠實于賈平凹的小說原作，從真實的生活出發，正視現實矛盾和社會問題。小說《帶燈》是賈平凹偶然結識了一位鄉鎮維穩女干部，先與她短信往來幾年，后來又來到她所工作的地方，并同她一起下鄉，親歷并親見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深刻體驗了她的處境和命運之后的所產生的創作靈感。它的一大亮點，就是直面現實矛盾，發現我們的“社會基層有太多的問題，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而鄉鎮干部因為直接”面對的是農民，怨恨像污水一樣潑向他們……決定了它與社會摩擦的危險性“，并由此引出了一些直接與群眾息息相關的基層政權的軟、懶、散，一些人權力價值觀嚴重變質，甚至引起了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舞臺劇《帶燈》的一大成就，就是它并沒有回避原作所直面并發現的鄉村社會問題，如元黑虎、薛換布這樣的鄉村強勢家族，是怎樣強占集體資源，又怎樣制造冤假錯案，又怎樣將污染工廠遷往美麗如畫的櫻鎮，激起百姓的強烈反彈等等。舞臺劇以帶燈的口吻對始終未出場的賈書記及對她亦步亦趨、為虎作倀的鎮長付小鵬”權力屬于誰，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憤怒質問，義正辭嚴、一針見血，因而成為全劇昂揚嘹亮的時代主題，并成為編劇徐小強對小說《帶燈》主題的概括和具有強烈警示意義的升華。

　　由“三一律”的戲劇創作規范并受舞臺空間限制，由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舞美集體創作的戲劇藝術，在表現現實的深度、廣度上都比個人化的文學創作有著更多的不自由。令我意外的是，戲劇雖然揭示了那么多，那么嚴重的鄉鎮這一國家基礎政權所存在的問題，和鄉村社會的危機征象，但該劇的基調卻是昂揚向上的。這不只是該劇從許多細節上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農村變化和農民法制意識、維權意識的覺醒和自覺的肯定，及初步擺脫貧困后農民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自覺期待等等。更重要、更關鍵的是該劇對帶燈這一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行動、有勇氣有智慧，忠貞愛民的鄉鎮青年女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有力展現。正是帶燈這個與黨同心、與民同德代表了鄉村前途方向的共產黨人形象，成為廣大鄉村群眾的希望，如一盞明燈驅散著櫻鎮上空的云霧，迎來了櫻鎮世界晴朗的天空。結局一掃小說原作中帶燈人生命運的失敗感和悲壯色彩，具有了更具現實意義和時代真實的正劇效果，充滿正能量。

　　從小說到戲劇，帶燈都是一個可敬可親，寄托著人們希望和理想的核心人物。正因為創作者對原型人物的“帶燈”及文學和戲劇作品中帶燈的熱愛和感動，對她心靈和情感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衷心敬仰，所以在創作中才有了從認知到情感的巨大動力。既表現出她崇高的精神人格境界，又表現出她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和普通公務員的心理、情感及性格的多面性與豐富性，將日常人情與高尚人格融于一身。

　　戲劇人物的塑造是在強烈戲劇的劇沖突中完成的，但該劇不同于傳統經典作品的戲劇沖突，沖突往往或發生于敵對勢力，或正邪人物之間。帶燈是在處理這些日常矛盾和大小事件中，表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和同情心，及一心為民的自覺。當因丈夫打工染上硒肺病的婦女欲告無門，陷入困境的時候，她傾力相助；道德敗壞的村婦馬連翹當眾欺辱公婆，她即上前嚴厲斥責制止；村民朱召財的兒子朱聲喚被元黑虎誣陷入獄，她以鎮政府名義，為他與彌留之中的父親見面擔保……這些，似乎都是一個鄉鎮政府的日常生活和正常工作，甚至會被人認為是可管可不管的雞毛蒜皮般的瑣事，然而在戲劇舞臺上，卻賦予了她這些小事大行為的重要而深刻的意義，從而構成了一個又一個、一場又一場感人的戲劇沖突，塑造出一個血肉豐滿崇高美麗的鄉鎮女干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