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于北京賓館舉行的最后一次長會上，周再一次用詩闡明了一個觀點。他說:“在你樓上的餐廳里，有一首毛主席書寫的關于廬山的詩。最后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你們來中國就擔了某種風險。”周的詩境同毛的詩境一樣，在偉大的領袖們中間并非不尋常。政治學，從其最高的境界來講，與其說是散文，毋寧說是詩。
周同蔣及美國調停者在中國內戰期間的談判，對于共產黨的勝利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拖延戰術為增強紅軍的力量帶來了寶貴時間。他那假裝妥協的愿望使得蔣的美國保護者們寸步難行。
一個臺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這樣說:“只要我們在內戰中把周弄到我們這邊來，今天被放逐到臺灣的也許是毛，而我們就會在北京了。”不管說得多么言過其實，這個國民黨官員卻提出了一個正確的觀點，這就是毛在革命中的作用被估計得過高了。毛不可能獨自一人征服和統治中國。要是沒有周，他能否做到這一點值得討論。重要的是，毛實際上不是單槍匹馬取得勝利的，是周毛之間的伙伴關系贏得了中國。
毛當初是個反抗地主和軍閥壓迫的農民，周則是一個同不平等和外國侵略作斗爭的知識分子。他們代表中國社會里的兩大因素，是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團結起來的。
他們的伙伴關系雖然在歷史上意義重大，不過一開始卻是不吉利的。周在1931年來到毛的江西根據地時，是一個失敗了的城市反叛者。周立即把軍事指揮權拿了過來。毛在幾年之后說，他在這個時期里，對黨的事務“毫無發言權”。在國民黨軍隊把紅軍趕出江西，迫使其進行長征之后，這兩個人才合作制訂了他們的迂回路線和戰術。在萬里長征跋涉途中，周挺身而出在政治上支持了毛，促成了把毛提升到共產黨主席的地位。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正式的伙伴關系有四十二年之久。
毛把世界看成是充滿矛盾和處在經常變化的狀態，他把斗爭看成高于一切。周更為務實，更著重于運用有選擇的斗爭來達到具體的目的。周把他那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個人精力，都用來反對中國五千萬官僚分子的占壓倒之勢的惰性和使之處于一種能控制的程度，好讓毛超脫具體事務，做國家的精神領袖。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說過，“周在毛的面前，像一個伺候一位杰出的國會議員的笨拙的秘書”。周具有優雅風度，很難想象他像個笨拙的人，不過在毛的面前，他確實退居從屬地位，至少部分是故意這么做的。他看清了覬覦毛的寶座的危險性。
20世紀中國這兩位偉大領袖非凡的伙伴關系，在1972年以“文化革命”的結束和中美恢復友好關系的成功達到了頂點。
摘自:[美]尼克松 《領袖們——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談大國領袖》 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