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也側面提及了自己的身世，他說，父親李碩勛于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從容就義，而那時他只有3歲。李碩勛是中共早期革命者。母親對父親感情深厚，一直沒有再婚。在這篇文章中，李鵬還寫到母親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影響。1941年，在他13歲的時候，母親就把他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學習，“使我受到黨的教育，像父母一樣，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李鵬的第四本著作是2006年1月8日出版的《立法與監督——李鵬人大日記》。此書的編輯趙之援曾對媒體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人懷疑，李鵬這么忙，這些日記都是他親自記的嗎?李鵬聽到了，當時并沒反駁。后來開玩笑時說，日記的真假有手跡為證。

　　據報道，這位編輯曾到家中拜訪已經退休的李鵬。他回憶，“他非常的聰明，記憶力非常好。有些地方他在日記中只記了一句話，我們向他詢問當時的具體情況，他能很快想起來那天誰出席了會議，誰說了些什么，一些細節都記得很清楚。”趙之援說，“他今年77歲了，但是對電腦很熟悉，還用數碼相機給我們照相，然后傳到計算機上，再打印出來，很熟練。”

　　“李鵬的日記內容很豐富，他每天參加的會議可能涉及各種內容。而這樣專題類的日記，就是把他當天的日記中與該書主題有關的部分摘出來。這些工作是由李鵬同志完成的，完成后把書稿交給我們。”

　　人大日記中記錄了修憲時的專家討論。比如，中央黨校教授黃子毅認為，要寫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對“危害國家安全罪”，鎮壓也應該寫入。“高銘暄說，‘遷徙自由’和‘罷工自由’不宜寫入，大量農村人口無序流入大城市，影響社會穩定;同意寫上保護人權，但‘危害國家安全罪’不僅有個人也可能是群體，不能以‘懲治’代替‘鎮壓’。”

　　“國外卸任高層出書往往出于經濟利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楊炳章說。而李鵬和李瑞環、李嵐清等黨和國家前任領導人，都不約而同地將稿費捐出來。李鵬一次性將300萬元捐給了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

　　楊炳章評價，作者以“無官之人評述重大社會政治事件”，不僅將時代的“高層政治決策”透明化，同時更體現了自我的個性化，“它是一種非政治訴求，帶有明顯的‘自我述職’色彩的這么一種傳記”。

　　朱镕基：風格依舊京戲功深

　　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從國務院總理的職位退休。

　　當了七年副總理和五年總理的朱镕基，退休后，一下子從公眾視野中銷聲匿跡。正式退休前，朱镕基在最后一次聽取香港特首董建華進京述職時，曾向在場詢問其去向的記者透露：退休后，將閉門謝客，在家讀書。

　　果然，告退政治生涯后，他深居簡出，低調異常，不再于公眾場合露面。

　　退休后，朱镕基最大的原則，就是不談工作。他明確表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已不在職的他，要求任何人都不要再和他談工作。

　　離開中南海的總理座椅后，朱镕基并不固定在北京居住。他去過上海，去過湖南，也去了廣東。無論在北京，還是在外地，他都極力避免與地方官員接觸時談及工作。中國的慣例是，即使退下來的國家領導人來到某地休養，當地領導人亦會進行禮節性拜訪。每當這些官位在身的人來訪時，快人快語的朱镕基總是開門見山先行表態：不談工作。

　　朱镕基在位時，盡管工作繁忙，但他每日的閱讀量仍然相當大，除了文件和匯報材料外，堅持閱讀國內報刊、香港等海外報刊、英文原版報刊。退休后，他開始有計劃地閱讀過去想讀但沒時間大塊讀的書籍，文史哲、科學、人物，種類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