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中不許用“天”字，也是從宋朝開始的。宋徽宗正和年間，給事中趙野上書說：“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為名的，已經下令去掉改變了。但還有用天字當名字的，我覺得也該禁止。”這個建議被宋徽宗采納了，從此人們的名字里，這幾個字就消失了。到了明朝正統年間，這事就更過分，內閣的授意，考進士的，試卷里出現“天”字也不行。那“天”叫什么啊？改叫“霄”了。這叫什么事兒啊。
更為神奇的是，在宋朝，連“太行山”都成了忌諱。為啥啊？古文太與大相通，“太行”就是“大行”，“大行”就是——皇帝掛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文人崔公度寫給宋真宗的《太行山賦》，就改成了《感山賦》。后來，一系列的朝代，似乎都在避諱太行山。
到了元朝，必須避諱的字就更多了。清朝有一本《在園雜志》講，元朝寫賀表，一共有一百六十七個忌諱字。這本書還把這些字列出來，有些的確是莫名其妙，比如：夢、幻、蒙、追、古……也不知道這是哪位的主意，這文章還怎么寫啊？
忌諱有好幾種原因，除了尊重、恐懼以外，還有一種是因為討厭。明朝《萬歷野獲編》說，南宋最討厭的當然是金朝，所以南宋皇帝后妃留下來的墨書中，“金”一律變成了“今”。到了明初呢，當然不喜歡元朝了，所以民間的很多貿易文書中，吳元年、洪武元年這些時間概念，都變成了吳原年、洪武原年。這倒沒有行政命令，完全是大家自發自愿的一種行為。
關于百姓中的忌諱，還有很好玩的事情。清朝學者俞樾小時候寫過一首詩：君子雖爭沒世名，留芳遺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馮玉锳。
曹蜍和李志兩位，都是晉朝的書法家，不過運氣不好，和王羲之生在了同一年代，沒什么大名氣，但畢竟算是留名歷史了，可這馮玉锳又是誰啊？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明末大名鼎鼎的奸臣馬士英。這位馬士英還是很有才的，善畫山水，留下許多作品。只是人品太不好，后人極其厭惡他，忌諱提到他的名字，干脆，就給他畫上的署名添了幾筆，馬士英就變成馮玉锳了。
混到這個份兒上，真是很慘吧？偏偏總有人不接受教訓。今天避諱這個，明天避諱那個，威風得不行。其實總結下規律就明白了，越是脆弱的時代，避諱才越多。喜歡刪刪改改的諸位，別在今后某一天，讓大伙給避諱了，那是歷史笑柄。(西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