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個待遇，后來又流傳了魯迅一個“感人”的故事。魯迅逝世后，孫伏園回憶說：魯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夠旅費，我們應該把陜西人的錢在陜西用掉。后來打聽到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園經費困難，我們便捐了一點錢給易俗社。西北大學的工友們招呼得很周到，魯迅先生主張多給錢。

　　孫伏園在說這個故事時還拉了兩位先生作陪襯，一位不愿捐一位不愿多給。這件事后來載入很多魯迅傳，并把它當做魯迅慷慨人格的例證。

　　但我們看魯迅日記，并沒有看到將錢全花在陜西和多捐的記載，相反，第一筆錢拿到后，第二天他即托孫伏園到郵局給北京寄回86元還新潮社的賬，第二筆錢拿到后，當即托陳定謨寄回北京50元。如說魯迅給陜西留錢，除了買古董古籍花了那32元外，他確實給易俗社捐了50元。其余并沒有看到魯迅為什么東西和什么人花去大數目。

　　易俗社1912年7月成立，宗旨為“編演新戲曲，改造舊社會”，魯迅在西安時，曾五次觀看該社演出，可能有感于陜西人的慷慨，有感于易俗社的宗旨和現狀，魯迅在臨行前捐了錢，這個數目也不少，也能表現出魯迅的慷慨，但非要說魯迅要把錢都花在陜西，我們還是應該從史料出發盡可能還原歷史本相，這樣可能更符合魯迅樸素的面孔。

　　給陸軍學生講小說史

　　魯迅課講完后，又應邀于30日到講武學堂給陸軍學生講演了一次。

　　關于這次講演，又流傳出了魯迅一個不愿替軍閥粉飾的故事。據林志浩先生《魯迅傳》記載，“統治陜西的督軍兼省長劉鎮華，為了沽名釣譽，粉飾門面，托人請魯迅給士兵和下級軍官講演，題目嘛，希望換一個，不要再講小說史。他妄想魯迅會像半年多以前康有為來西安講學那樣，借題發揮，替他吹捧一番。但魯迅卻機智地回答說：‘講演，可以，但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因為我只會講小說史。’給了這個封疆大吏一個軟釘子，碰得他十分氣憤，就要撕下‘禮賢下士’的假面具。后經人勸解，才告平息。”

　　林賢治的《人間魯迅》也持此說。

　　在魯迅日記里，沒有記載這樣的事，相反，在臨行前一晚，“劉省長在易俗社設宴演劇餞行，至夜又送來《顏勤禮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如果魯迅真要像上面描寫那樣，為什么還會收下這等東西呢？

　　魯迅回到北京下車時，“稅關見所攜小古物數事，視為奇貨，甚刁難，良久始已”，連這種讓人氣憤的小事都用冷峻的筆簡潔記下，如果真的出現上述情景，以魯迅性格，我想他會在日記中有所流露的。

　　今天看來，魯迅給士兵和下級軍官講小說史，他們中會有多少人聽得懂呢？魯迅日記里記載，此次講演只講了約半個小時，這么短的時間，小說史又能說出一個什么所以然。如真有上述情景的話，我倒覺得魯迅還真不如換個題目的好，比如說說一個好的士兵應該如何保家衛民，非要去講小說史，則應是魯迅的不近情理的執拗吧。

　　魯迅一小段人生歷程，就有那么多人為拔高的附加。看來如果真想讓魯迅走下神壇，或讓魯迅研究走向深入，在歷史背景下從史料出發“還原”他的任務還很艱巨。（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