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法國電影新浪潮是個金光閃閃的名字，即便沒聽說過《四百下》、《筋疲力盡》，若有人在面前咬牙切齒、呼天搶地說著戈達爾、特呂弗，這些被翻譯的很動聽的名字時，有些交際常識的人，也知道該做恍然大悟狀吧。

　　如果有人在贊頌一番法國電影新浪潮過后，接著拋出安德烈·巴贊這個名字，進而說：“知道吧，新浪潮精神之父哦。”或許，聽者應該做出更感同身受的表情來吧。問題是，能記得回去GOOGLE一下者，恐怕都占不了總?cè)藬?shù)的0.01%吧。

　　那《巴贊論卓別林》又有幾個人會關心呢？

　　《巴贊論卓別林》就是一個死了整整50年的法國人，寫一個死了30年的英國人，不巧的是，兩人都很偉大。

　　《巴贊論卓別林》出版在上世紀70年代初，那時巴贊已經(jīng)離開了他鐘愛的電影和人世，秉承其衣缽的學生們，用砸爛廟堂的辦法告訴比他們老的和少的同行們，電影到底是什么、該怎么拍。在一個全世界都在燃燒的年代，這群出身《電影手冊》的年輕人革命成功了。于是，在1970年卓別林決定將其大部分電影重映時(一段時間里，卓別林禁止其一些電影在歐洲某些國家上映)，特呂弗親自編撰了老師的評述，并收錄了卓別林所寫的《致人類》以及讓·雷諾阿和埃里克·候麥的文字。顯而易見，這本書有著一個超級全明星的創(chuàng)作陣容。大家在用這樣一種方式，無意識地將自己和卓別林一起推上了神壇。

　　應該說，任何一個偉大電影人的偉大作品，都是神秘的，比如費里尼和他的《八部半》，奧森·威爾斯和他的《公民凱恩》……而卓別林不僅僅神秘，更是神話般。這不是一種恭維，嚴格說來，應該是一種拜服。在解讀這個神話人群里，巴贊無疑擁有最完美、精妙和富有想像力的闡述。

　　跟多數(shù)電影書籍不同，《巴贊論卓別林》沒有通篇采訪般的吹捧和夸耀——卓別林的《致人類》更像圣徒發(fā)給上帝的一份“思想?yún)R報”，沒有一點自我贊頌的意思，相反充滿肩負、擔當和生之為人的憂慮——也沒有當下所流行的、炫耀語法般的文字游戲；即使那些假裝深沉的文化思考，在其中也看不到一絲一縷。

　　巴贊對卓別林的評論，將他最擅長的發(fā)揮到了極致，一針見血亦不乏深入思考和足夠的幽默，并完全回歸到了電影之美上。好像張愛玲的《穿衣記》寫道，什么時候旗袍要長袖、什么時候要短袖、什么時候要無袖，什么時候是開襟、什么時候是豎領、什么時候是小翻領……這些都是有講究的，巴贊就是在把卓別林電影中的那些講究。一件件、一片片、一針一線嚼明白、說清楚。或許是因為這些文字當初是發(fā)表在不同期刊上的緣故。文中巴贊選擇了最為通俗易懂的解釋，而不是什么解構(gòu)、語言、風格、主義之類吊著書袋、恫嚇外行的“恐怖”用詞(其實他一直這樣寫文章)。當然，作為熱情卻不失客觀的評述，其中不僅有贊揚，也有巴贊的不解和質(zhì)疑。比如他提到《一個國王在紐約》時說：“可以說在影片的第一部分我開懷大笑，盡管在我看來并非所有噱頭都同樣有趣；我在后一部分的四分之三時間中都厭煩透頂，這部分中的卓別林不再努力迎合爭取那些愛笑的觀眾了。”

　　除了在道德判斷和文字能力上的準確外，巴贊總是能用有限的文字引發(fā)無限的聯(lián)想閱讀。如提到《摩登時代》，他寫道：“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并不僅僅是一部主題電影。盡管卓別林在影片中明確地站在了普通人的一邊，反抗社會及其機械；但這種認同并不停留在政治或社會學的偶然性層面上，而是立足于道德考量，并且始終不離其風格基調(diào)。影片中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源于喜劇表達而它所闡發(fā)的意義，首先也只是銀幕上完美展現(xiàn)的一個場景而已。”很顯然，盡管卓別林電影的軸線總是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他也總是站在普羅大眾的一邊，但是，這僅僅是因為他也是客觀上的受害者而已。換言之，與其說他站在了窮人的一邊，不如說是窮人站在了他的一邊，事實是他站在了“人”的一邊。如果套用這個邏輯，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他的電影能統(tǒng)治世界50年。何況，卓別林對喜劇表達的提純與精準控制，遠遠超過了人們意識所能企及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