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文藝》2012年第9期發表了青年作家關鍵的兩篇軍旅愛情題材短篇小說：《遭遇愛情》和《相愛無罪》。《遭》關注的是戰士的愛情。報道員“我”因為被發現在駐地談戀愛，發配到基層養豬，因禍得福，立了功，提了干，愛情也柳暗花明了。小說對90后青年戰士的心理及語言把握得較為到位，不足之處在于個別細節打磨不夠，結尾轉折過于突然。《相愛無罪》關注的是干部的愛情。小說以喜劇性的場景開頭，年輕干部“我”和孟猛對新分配來的女干部蘇丹和劉娟虎視眈眈，展開了一場愛情突擊戰。結果，蘇丹被外來的“猛士”挖走，劉娟則在孟猛與男友葉東升之間糾結不已。小說結尾的一場意外使得作品的愛情主題得以升華：葉東升與孟猛執行任務時突遇洪流，孟猛落水，葉東升將他救出后自己卻被洪流卷走，表現了當代軍人在關鍵時刻的軍人本色。相比較而言，《相愛無罪》在主題表現、藝術處理上更為完整。

　　周書懷、陳曉白的中篇小說《紅布條》通過一條縫在棉衣里的紅布條為我們揭開了一段塵封的革命記憶。小說主人公史云在晚年才發現自己身世的可疑，通過老伴的幫助找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老軍人張志國。小說在兩個時段交織穿插，引導讀者一步步接近歷史真相，也讓我們感受到兩個時代的密切關聯。小說以尋找血緣上的父親為線索，實質是尋找精神上的父親，表現兩代人的精神傳承。但正如張志國女兒張陽博客文章《聽爸爸講那過去的故事》題目所暗示的，這種單向的精神傳承在當下復雜的歷史語境中略顯單薄。

　　《西南軍事文學》近來在推出新銳軍旅作家及軍旅文藝批評新生代方面力度很大，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2012年第4期《小說天下》欄目推出了四位軍旅作家的短篇小說。裴指海的《麥城叛》帶我們直接進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革命歷史現場。作者在塑造人物時力求展現人物形象的多面性。比如，在表現農民軍人形象時，作者并不回避表現他們的局限性，農民自衛軍總指揮李道勝、黨代表周愛華身上缺乏基本的軍事素養，打仗毫無方略；不服從組織命令，擔心上級派來的人搶了頭功，有排外心理；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不懂得爭取中間力量等等。但這些問題都不能掩蓋他們革命信仰的堅定性。王大隊長有著較高的軍事素養，卻因為愛上了地主的女兒，將私情、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為此不惜背叛革命。李道勝的舅舅周子英本是可以爭取的開明地主，卻因為李道勝“大義滅親”，將他父親打死，成為農民自衛軍的死對頭。周子英的女兒周之諾因為爺爺的慘死而傷心，但她真正的身份卻是一名共產黨員，關鍵時刻打死叛徒王大隊長，卻被組織誤認為叛徒而被殺。小說在短短的篇幅里編織了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力圖以當代視野最大限度地還原革命歷史的復雜性，發人深思。

　　劉廣雄的《瘙癢》是一篇帶有現代主義意味的小說。小說情節簡單卻富有象征意味。小說以“我”因為身上的莫名瘙癢尋找軍醫丁阿胡結構全篇。丁阿胡是一個被神化的人物，很多人認為他能包治百病。其實，相當一部分找丁阿胡看病的人本身沒病，只是自以為有病。丁阿胡的被神化實質上表明現代人心理上缺乏歸屬感和安全感。這種精神癥候引發了身體和心理的某些不適反應，正如“我”身上莫名其妙的瘙癢。因此，“我”對丁阿胡的尋找其實表現了“我”的迷失、自我的迷失。“瘙癢”是我們的精神及心理癥候的象征。

　　洪慶任的《祭文》通過五保戶李瘸子臨終前的自述鉤沉1944年國民革命軍第10軍衡陽抗日保衛戰的歷史事實，以部隊干部“我”在李瘸子喪禮上宣讀的祭文表達了作者對這位抗日老兵的崇敬之情。小說結尾“我”在寫著“李滿倉是抗日英雄”的紙上不倫不類地蓋上部隊計生辦的印，其實是在吁求一種更能夠慰藉這位老兵的證明方式。孟慶嚴的《刺刀的救贖》視野宏大，力圖通過一把老刀的自述竄起中國二十世紀血與火的歷史，小說構思上有莫言《老槍》的影子，但理性化的陳述語言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