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平凹先生年齡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從小生活在農村，經歷了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70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社會的動亂，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猜忌、斗爭，以及在社會變革這種大浪潮當中，各種道德、價值觀的碰撞、混亂、發(fā)展、進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個方面。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批人的作品，實際上是跟我們的時代密切相關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時代，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當然也就沒有我們寫出來的這樣的作品了。

　　盡管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各自的特點。比如平凹先生的故鄉(xiāng)在南北會合地，這種南方的靈秀、北方的粗獷，對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的影響，以及西北地區(qū)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間非常微妙的一種結合，我覺得這形成了賈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層創(chuàng)作心得。這跟我們老家山東高密這個地方不太一樣，他是聽著秦腔、喝著秦嶺的水長大的，我是聽著貓腔——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戲長大的；他吃著稻米或者吃著小麥長大，我吃著紅薯或者玉米長大，所以研究這些很具體很物質化的東西，也許是可以展開創(chuàng)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鑰匙。

　　平凹先生上世紀80年代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了，改革開放后他是最早冒出來的一批作家，但是，我們現(xiàn)在想一下，跟賈平凹先生同時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經不寫作了，很少看到他們的新作，即便偶爾有新作也很難有新的氣象，而能夠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下來的作家屈指可數(shù)，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而平凹先生的這種低調、謙和、厚道，我也是很有發(fā)言權的。

　　幾年前，我曾經在日本讀過一篇給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賈平凹先生寫的，他寫的是關于名字的問題。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個叫莫言的人從新疆拍來的電報，讓去迎接他。當時我跟他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往，但是，我們被困在蘭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個熟人。后來我說試一下，給賈平凹拍封電報，寫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賈平凹收。

　　火車晚點四個多小時，到廣場一看已經沒有人了，我們幾個同學在廣場上轉了一圈，喊賈平凹的名字也喊不到人，后來他們說你別在那兒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認識人家、也沒有任何交往，人家憑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電報就跑這么遠來接你呢？后來我覺得大家說得對。但是過了許多年之后，我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他騎自行車去接我，舉了一個皮包，皮包上寫了兩個字——“莫言”，到處問，卻沒人回答他。這真是一段佳話。我知道后也在想，換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干嗎要接他？而且在廣場轉了很長時間。所以，我覺得欠了平凹一頓飯。

　　平凹先生在陜西作家、甚至在中國作家里，在他這個級別的、這個年齡段的作家里，是出國最少的一個，他出了寥寥無幾的幾次國，而我們前幾年經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時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陜西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來北京的大學都是屈指可數(shù)。而我們這幾年，可能全國起碼1/3的大學都到過了。平凹先生出國少、出省少、應酬少，但是一直在悶頭寫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質量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水準，而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xiàn)在近40年的時間里，他對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在各個方面、各種文體都有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如果把賈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