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的品格，決定于他的生活閱歷和人格修養，而作家品格，決定了這個作家文字的品格和風貌，所以古人云：文如其人。人品與文品之間，作家人格與文學品格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對位關系：從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的人格狀況，可以品出這個作家是正直善良的還是道德失格的；同樣，從一個作家的人格出發，我們才會對其文學作品做出更準確、更深入的闡釋。

　　賈大山是一個磊落坦蕩的人，也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他宅心仁厚，但在原則與道義問題上，是一個絕對講原則的人。這樣的人，這樣的作家，寫出的作品，所提供給我們的價值觀，是可信的，我們信賴這個人，所以我們相信其文與人一以貫之的精神。這樣的作家寫出的作品，不僅對于我們讀者個人有益，對于民族精神的建設更是有價值的。

　　賈大山的作品，從數量上講并不算多。由河北出版傳媒集團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賈大山文學作品全集》，分上下兩卷，共65萬字。但一個寫作數量不多，且英年早逝的作家，為什么在離開了我們這么多年之后，他的文學仍讓我們懷念，他的人格仍令我們敬佩？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個言行一致、人文合一的作家，他對于善與惡的界限，對于堅守道義與喪失人格的區分，在他的文字里是那么涇渭分明。這一點，賈大山為我們作出了榜樣。

　　短篇小說《取經》，發表于1977年《河北文學》，當年被《人民文學》轉載，并獲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小說描寫的是“文革”結束之后農村建設的場景。小說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之外，令人震動的是它所表達的思想。在小說中，王清智反思，今天咱向李莊取的經，正是去年李莊向咱取的經，人家堅持的，正是我們扔掉的。這是什么原因呢？“四人幫”干擾破壞是主要原因。可是，李莊不是處在同樣的干擾破壞之下嗎？在小說的結尾，老王說：“要學參天白楊樹，不做墻頭毛毛草”。白楊樹與毛毛草之喻，講的就是人格。歷史局限，固然是我們可以推托責任的外部原因，但人格精神的矮化是否也應在反思之列呢？這篇小說寫于上世紀70年代，其時賈大山就以一個作家的敏感，體會到了“隨風倒”的危害，而意在建設“參天白楊”式的國民文化人格。

　　這種人格建設的覺悟，來源于賈大山對于自我人格的要求，更來源于一個作家對于國家、對于民族的負責任的態度。《花市》寫到的賣花姑娘，雖是一個嬌小的女孩子，卻蘊藏著極大的精神能量。小說圍繞著購買一盆令箭荷花，在老大爺與年輕干部之間展開爭議。年輕干部竟問老大爺是哪個村的，村支書是誰。鄉下人望著年輕干部的臉色，勸老大爺將花讓給年輕干部，但賣花姑娘“冷冷地盯著他”，并收10塊錢將花賣給了老大爺。小說以精彩的對話，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正直的女孩子。當那位企圖仗勢欺人的年輕干部用扇子指著女孩子時，女孩說：“我叫蔣小玉，南關的，我們支書叫蔣大河，還問我們治保主任是誰嗎？”小說由此完成了一個聰慧、純潔的女孩形象的刻畫，而這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質，不僅存在于中華文化傳統之中，更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應該予以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小說發表于1981年，正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人們積極投身于改革事業之時。改革，是為了全面實現現代化，不僅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包含精神人格的提升和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