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產業結構，也能夠解釋為什么一線城市房價居高不下，但依然很多人希望擠入。如果按照“房價收入比等于房屋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的公式，可以看出，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在35個大中城市排行中屬于最高水平。從具體數據看，2013年分別是：深圳17.2、北京14.5、上海12.1、廣州10.9。對于一戶三口之家而言，需要奮斗10年以上，且不吃不喝，才能夠買得起90平方米的房子。問題是，為什么負擔如此重，還是很多人買得起房子？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線城市基于第三產業的兼職機會多，購房者有更多機會“賺外快”。此類房價收入比只統計了賬面上的，而沒有把隱性的收入給統計進去。所以，一線城市房價飆升的背后，相應的風險卻沒有預期的大。

無論漲還是跌，都沒有理由夸大一線城市的風險。所以當市場波動時，各類關于救市的版本就無法站穩腳跟。一線城市在市場降溫后依然有較高的抗壓性，真正的原因是，此類城市背后有獨特的城市資源稟賦、城市運營模式和城市風險管理思路。

從資源稟賦看，一線城市不缺市場需求，這是支撐樓市高速成長的最重要原因。從戶籍制度依然收緊的側面，就能論證這一點。人口紅利在釋放，所以救市自然不在地方政策考慮的范圍內。在這樣一種資源稟賦和資源利用條件下，一線城市很少出現一次性賣地、一次性賣樓等簡單的財政補給做法。原因是其可以依賴有限資源做乘法，而非加法，即能夠做出高附加值。

從城市運營模式看，城市也如同房地產市場，有“輕資產”和“重資產”的概念。這可以理解為地方的土地財政色彩是否過重。相關統計數據表明，目前在土地財政方面，一線城市有40%的收入是靠土地出讓的，而二、三線城市則要超過50%的水平。一線城市自然更有底氣，不會簡單地靠賣地、賣房的方式來驅動經濟發展。

從城市風險管理角度看，政策的成熟性是一線城市能夠對沖樓市風險的重要因素。一線城市的特殊地位決定其政策制定和執行都需要穩定，在政策的推進和取消方面需要深思熟慮。盲目救市，豈不會打擊國內和國際市場對一線城市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