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長津湖》的熱播，意外地將這段歷史里的英雄人物，與浙江寧波一群00后大學生聯系到了一起。

10月底，寧波財經學院人文學院甬城文保實踐團的師生們跟隨“我為烈士來尋親”公益項目發起人孫嘉懌來到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湖山村，上門查看需要修復的汪文才烈士的遺物。

汪文才烈士的侄子、65歲的汪勇義說：“小時候，常常聽爺爺奶奶提起犧牲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大伯汪文才，但老人們由于傷心難過不愿多說，因此對大伯的事跡也知之甚少。”前段時間一家人一起觀看電影《長津湖》，聯想到汪文才犧牲的時間剛好在1950年11月，不由心生疑問：汪文才是不是在長津湖戰役中犧牲的？

汪文才烈士是中國人民志愿軍9兵團20軍60師178團3營7連的副連長，1950年第一批入朝作戰。孫嘉懌有多年尋訪烈士的經驗，她帶來的資料佐證，汪文才烈士就是犧牲于長津湖戰役。

“大伯本來打算回來后結婚，給女方的聘禮都送好了，但沒想到后來犧牲了，犧牲時只有27歲。”汪文才烈士的侄女汪曉燕說完忍不住紅了眼眶。

家里唯一跟大伯有關的，只剩下半塊依稀寫著“革命先鋒”的木匾和一個殘舊的軍用水壺。由于歲月更迭，風吹日曬，這塊木匾只剩下一半，字跡模糊，多處開裂，軍用水壺也已變形掉漆。

據校方介紹，甬城文保實踐團立足社會實踐，開展社會觀察，從寧波出發，跨越浙江省5個市區開展紅色尋訪活動，探訪烈屬和老兵。

實踐團成員王宇童說：“過去，我們都是在電視和報道中了解到英雄，對于志愿軍的認識，可能也就僅僅停留在保家衛國、抗美援朝之類的口號上。通過社會實踐，我們有機會跨越時代與烈士們面對面交流，感受到烈士們對國家毫無保留、清澈的愛。我們收獲著精神上的成長。”

團隊成員在尋訪烈屬和老兵的過程中，發現烈士和老兵遺留下來的文書、證件、照片等經歷幾十年時光，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損、霉變等問題，需要修復。

修復紅色文書的想法在這些00后心中萌生。他們發揮文化產業管理和文物保護技術等學科的專業優勢，開展我為烈士修遺物項目，在以往藝術品鑒定與修復的基礎之上，為烈士家屬修復破損遺物。

修復烈士文書需要經過十幾道工序，一件文書的完整修復過程短則半個月，長則幾個月。從暑假開始，團隊成員在一堆堆“舊紙”中“穿針引線”“修復時光”，常常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修復工作緩慢推進著。除了掌握基本的修復技巧，耐心、細致，對原文書背景的充分理解也是修復人員必須具備的能力。

團隊成員在走訪烈屬收集紅色文書時，認識了陳荷珍女士，她的父親叫陳忠根，1951年犧牲。“當時我還不滿一周歲，沒有照片，根本不知道父親長什么樣子。”陳荷珍說，母親留給她關于父親的信息只有一張烈士證明和一封父親寄來的信件。“這是我和父親僅有的聯系”。陳荷珍和母親保存著這些遺物，烈士證經過折疊，時間長了有些破損、斷裂。“字跡有些變淡，我就用水筆描上去；出現破損，我就用膠水粘。后來我發現膠水效果并不好，又用透明膠反反復復粘了好幾道，生怕一不小心再損壞”。

陳忠根烈士證上纏滿膠帶，如果要將膠帶和紙張強制分離，就會破壞烈士證的完整性。團隊4名專業修復成員使用脫膠劑，結合擦拭法，經過10多天的努力，終于將烈士證明修復好。

同學們再次上門，將熨平的烈士證重新交還到陳荷珍老人的手中，她顫抖著拿起修復好的烈士證，連連感謝團隊師生。

林大茂烈士的女兒林寶娣送來修復的，是林大茂的烈士證，以及他犧牲后戰友寫給他妻子的書信，破損程度較大，折疊過的部分已經磨出了小洞，邊邊角角也都磨沒了。同學們用鑷子慢慢展開，撫平烈士證上的褶皺和小折角。其中有一份書信，紙張遇水后墨水漶散開，這個問題困擾了實踐團的同學許久，通過查找資料并向專業老師求助，最終使用防洇化的手法完成修復。

對于汪文才烈士的遺物，00后“時光修復師”們經過討論，用電腦計算出另一半缺失木匾的尺寸以及缺失的文字，下一步需要找到與木匾相匹配的木質材料，并調制出與脫落的紅漆相匹配的舊油漆來修復。“我們修復時也會遵循修舊還舊的原則，在保護原物件不被破壞的情況下修復好烈士遺物。”團隊成員蔣雯倩說。

人文學院黨委書記謝小風表示，“我為烈士修遺物活動”把紅色文物資源的價值力量轉化為黨史學習的情感認同、理性思考和行動自覺，推動黨史學習走深走實。

目前，甬城文保實踐團已經完成了第一批共計7件烈士的文書、信件照片的遺物修復，陸續送到烈士家屬手中，并在媒體幫助下，在全網征集“紅色文書”。截至目前，團隊又陸續收到從遼寧、山東等地寄來的待修復紅色文書8件。

實踐團團長王益群表示：“一張烈士證、一封信、一張照片都訴說著烈士們的光輝歲月，承載了一代人的家國情懷。我們將繼續當好紅色根脈的傳承人、守護者，延續這一份責任和使命，傳承紅色精神，賡續紅色血脈，將烈士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聽。”（記者 蔣雨彤 通訊員 楊燚娜 張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