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抗日烽火遍燃丹江兩岸，抗日救亡運動向縱深發展之時，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影響下，當地反動政府，不準舉辦抗日文藝宣傳，不準學校教唱抗日歌曲。有的同學問老師，為啥不教唱抗日歌曲了？老師說，上邊不準唱了。國民黨陜西省第四區(商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溫良儒對王柏棟的抗日救亡活動極為不滿，三次告誡王柏棟，要他很快離開當地，妄圖撲滅抗日烈火。王柏棟義正辭嚴，曉以民族大義，給溫良儒以嚴厲譴責，并以蔣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東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責”之訓示，據理力爭，要求溫良儒坐言起行，一致對外，溫無言以對，懷恨在心。王柏棟抗日救亡活動引起了地方反共頑固派的極端仇視，之后，暗示國民黨商縣駐龍駒寨第六、七區保安中隊隊長馮麟生勾結茶房聯常備隊隊長謝孝廉，買通匪首商洛鎮常備隊隊長曹建勛(綽名曹老五)于1938年7月25日黎明將王柏棟暗殺于家中，王柏棟犧牲時年僅28歲。
　　王柏棟的被暗殺，激起了我黨和廣大民眾的極大憤慨。中共陜西省委1938年9月9日及時派遣商洛籍正在省干訓班學習的彭一民回商洛擔任商洛工委書記，繼續堅持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彭一民首先加強黨的領導，在原來工委委員的基礎上增加了米信公、周斌、周保航、雷震杰為工委委員，發展黨員50多名，新建了6個黨支部，商洛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持續發展。
　　此時，國民黨當地反動武裝，茶房聯常備隊隊長謝孝廉密謀妄圖殺害隊內積極抗日的副隊長鞏德芳和護兵班班長薛興軍，斗爭也越來越激烈，形勢越來越復雜。殺害抗日干部和愛國青年的事件時有發生，工委研究決定，必須很快鏟除這個阻撓抗日的反動頑固分子。1939年7月4日，沒等謝孝廉下手，鞏德芳、薛興軍指派常備隊中十分可靠的愛國青年戰士張德盛、鞏全林、周保娃3人，乘謝孝廉給龍駒寨打電話之機，將其擊斃在電話機旁，緊接著又處死了暗殺王柏棟的兇手曹建勛。是年八九月的一天，國民黨老君鄉鄉長張仰之受龍駒寨保安中隊隊長馮麟生的密令妄圖殺害鞏德芳。他以商討抗日大計之名，在自己的家中擺設“鴻門宴”，邀請鞏德芳參加。鞏明知是圈套，為表現抗日的誠意毅然前往，帶領警衛員鞏全林、孫有啟等6名戰士前去赴宴。宴席上，張仰之滿口聯合剿共，只字不提共同抗日，鞏當場據理反駁。當張仰之準備下毒手時，鞏機靈果斷，迅即跳出宴席，殺出重圍，在6名警衛的掩護下脫離險境，張仰之的陰謀未能得逞。
　　國民黨頑固派一計不成又施一計。偽專員溫良儒迅即召開反共緊急會議，召集商縣駐龍駒寨保安中隊長馮麟生限期消滅抗日救亡的鞏德芳、薛興軍領導的游擊隊。1940年6月23日，馮麟生領著偽專員溫良儒的旨意從商縣返回龍駒寨，消息傳來，鞏、薛和當時擔任中共商縣縣委書記的王連成研究商定，趁機除掉這個反對抗日的頑固分子。鞏德芳、薛興平當即組織所領導的200多名武裝戰士，周密部署，埋伏在茶房東水溝河、四方嶺一帶，鞏和薛帶領七八個戰士在水溝河的對面丹江南的河堤上作指揮。當馮的人馬耀武揚威地從商縣返回龍駒寨進入茶房水溝河的埋伏圈后，鞏、薛放槍鳴號，游擊隊武裝殺聲四起，給馮所帶人馬一個突然襲擊，馮帶領的30多名保安隊伍，抱頭鼠竄，倉皇亂跑，當馮逃到四方嶺腳下時，薛興軍和鞏全林、賈海泉、鞏青林(均系中共地下黨員)，顧不得脫鞋襪，搶渡過丹江，箭步趕上去，發覺馮麟生已上到四方嶺，連發數搶，將馮麟生擊斃在四方嶺的半山腰上。這次戰斗斃俘分隊長以下30多人，收繳槍支60多支，百姓人心大快，拍手稱好。嗣后，鞏、薛領導的游擊隊以“宜將勝勇追窮寇”之勢，抓住時機槍殺了破壞抗日、積極反共的頑固分子、國民黨當地聯保主任、鄉長、常備隊長張仰之、李景蟾等，掃除了反對、阻撓、破壞抗日救亡運動的大障礙。商洛的抗日救亡運動得以持續深入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