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被譽為“天使之城”的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縣因無家可歸者數量全美第一且持續激增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該事件不僅倒逼拜登政府快速出臺《預防和終結無家可歸者的聯邦戰略計劃》，承諾到2025年將該群體人數減少25%，也把“無家可歸者痼疾”這一集住房、就業、貧困等民生問題于一體，同時全面折射出美國公共衛生、勞動力發展、刑事司法政策等系統性治理失靈的病態社會“膿瘡”真切地呈現于世人面前。
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統計顯示，2022年全美約58萬人無家可歸，其中被各類社會收容機構安置的“稍顯幸運者”占比60%，還有40%的人輾轉于高速公路地下通道、公園、人行道、廢棄建筑、公交車站等不宜居住的公共場所。新冠疫情引發的大型失業潮與房價暴漲更加劇了上述情況。盡管目前的統計中，每萬人中就有18人無家可歸，但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仍認為，因對流浪者界定模糊、社區摸排困難、數據收集不準等技術原因，該數字被嚴重低估了。
對美國游民群像做簡單“側寫”可知，這些人員無外乎三類：第一類，老弱病殘者。過去四十年間，美國無家可歸問題正遭遇一場“銀色風暴”，目前50歲以上者占到該群體總人數的30%。更糟糕的是，由于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收容機構缺乏足夠人手和必要助老設施，不得不拒絕部分老年求助者。據此估算，到2030年，紐約、波士頓等大都市圈內，65歲以上的無家可歸人數或增加兩倍。同樣觸目驚心的還有兒童，紐約兒童權益保護協會2022年10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至2022學年，紐約市居無定所的公立學校學生連續第7年超過10萬人，比上一年增加3.3%，約占該市公立學校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此外，游民中還有30%的精神病患者以及60%的藥物、酒精濫用者，因失能失智流落街頭，時時處于毒品、性侵、肢體暴力、傳染病的威脅中，反過來也因身心受損不堪重負，精神狀況更為堪憂。
第二類，命途多舛者。部分流落街頭的美國人并未喪失工作能力，但因低薪或無薪難以支付隨通貨膨脹而日漸高昂的居住費用。以西雅圖為例，該地無家可歸者中20%有全職或兼職工作，45%暫時失業且正在求職，他們因突發變故不幸失去家園，同時也因過于“普通”而被著手解決無家可歸問題的有關部門遺忘。
第三類，戰爭受害者，主要指為美國瘋狂的海外戰爭買單的退伍軍人。他們曾為政府的決策貢獻出青春乃至健康，戰后卻因離婚、失業、病痛而徹底無法回歸正常生活。雖然近十年來，政府試圖通過退伍軍人傷殘補助等改善他們“退伍即無家可歸”的可悲境況，但從數字看，目前退伍軍人占美國總人口的7%，卻占無家可歸者的14%。研究表明，退伍后缺乏社會支持是造成退伍軍人無家可歸的主要因素。許多老兵在辦事效率低下、專業水平有限、各類手續煩瑣的福利系統面前十分無力，在他們看來，流落街頭似乎比接受救助更容易些。
美國無家可歸者從個人境遇上升為“現象級”難題，其背后有著復雜的社會、經濟根源，這既是美國“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這種長期社會不平等現象的縮影，也與資本邏輯與競爭性民主原則在政治系統內的碎片化、拼接式應用有關，導致一方面統治階級置民眾利益于不顧，另一方面民眾也愈加無視他人冷暖，而更計較個人得失。具體而言，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問題是社會治理失靈——人治亂局、法治錯位、德治失范最為直觀的投射和結果。
人治亂局
美國游民現象惡化與歷任政府的社會治理方案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顧此失彼密切相關。早在20世紀80年代，無家可歸首次作為現代“城市病”而獲得廣泛關注。彼時，出于資本逐利需要，美國制造業加速外流，大批工廠倒閉、外遷或裁員造成諸多工人下崗，失業、貧困與平價房屋短缺相互疊加，迫使更多人在社會邊緣茍活，再加上里根政府利用緊縮貨幣供給配合全面減稅的方法來刺激商業投資，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和游民激增成為該“效率工程”的長期副產品。
近半個世紀后，為了對沖后疫情時代的衍生風險，無家可歸者所標記的尖銳公平矛盾、系統性種族主義等進入拜登政府議程，后者的回應圍繞六大支柱展開，包括三大基礎——公平原則、數據論證、多方協作，以及三大解決方案——住宅供給、福利救助和危機預防，同時加強貫徹“房屋優先”方案，把提供獨立、永久住房置于解決游民的藥物濫用、心理疾病和就業培訓之前。制度層面看似瞄準公平，然而依據既往經驗，此類計劃執行起來無異于揚湯止沸，難免漏洞百出。
比如，多地為集中力量給流浪者提供穩定、永久性住房關停了部分收容站，但正式住房建造工程推進非常緩慢，致使大量無家可歸者流落街頭，反向加劇了危機。又如“房屋優先”計劃配套有精神疾病治療、藥物戒斷、就業指導等后續服務，與穩定的住房同等重要。但多地后續服務并不到位，使得約20%的人在獲得住房后不久又重歸流浪。再如以紐約州為代表的一些地方認為，聯邦政府給無家可歸者的撥款容易助長不勞而獲之風，因此將原本給游民提供的住房押金與房租撥款拆借挪用，大量游民不得不重回在收容所等待救濟的尷尬狀態。換言之，無家可歸者問題遲遲無解與其說是“題面復雜”，不如說是解題思路和方法出現人為偏差。
法治錯位
美國一些法律法規未能給國家福利制度和社區救助機制幫扶游民提供必要支持，如加州、俄勒岡州等曾長期推行“單一家庭分區制”，洛杉磯將76%的住宅用地分配給單戶住宅，使得大多數地塊和政府住房補貼與可容納更多低收入人口的高層公寓樓無緣。雖然一些城市和州已經開始反思和取締該制度，但克服舊法遺患，徹底解決積重難返的無家可歸問題仍需時間。
另一些法律法規則顯然將消滅貧困和消滅窮人混為一談。最近美國密蘇里州、波特蘭等地立法禁止在交通工具上生活、在公眾場所露營和乞討，田納西州甚至將居住在帳篷或公共場所的行為定為重罪。此類立法看似旨在美化市容并助推流浪者接納收容或安置措施，但事實上，這種不以保護基本人權為前提，把貧困與犯罪直接畫等號的做法非但無助于緩解救助壓力，反倒以污名化等手段將無家可歸者推入更加孤立無援的深淵。來自《美國醫學會雜志》的數據佐證了該判斷：游民遭到強行驅趕后，過量服藥導致入院治療的人數和因流離失所而死亡的人數均大幅增加。
德治失范
從更宏觀層面看，無家可歸者并非美國特有，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適當住房權實施準則》明言，“該處境嚴重損害了相關人群的人格尊嚴和平等享有健康權、選舉權、工作權和獲得某些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國家未能充分保護生命權的結果”。然而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發達國家中唯一堅稱“人權不包括免于餓死、免于無錢就醫或者免于在極度貧困環境下成長等權利”的國家。當權力、財富與生命權完全按照資本的邏輯運作，資本與政治力量相互捆綁，本該發揮能動性的社會力量則難有作為。這一方面助長了美國人“不同情窮人，貧窮是懶惰的同義詞”的底層價值觀，使無家可歸者無論在政治意義、社會意義還是道德意義上都受到貶斥，少數族裔無家可歸者則因身份認同問題而“罪加一等”，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少數族裔群體的無家可歸率往往高于他們所占的人口比例，黑人受損尤其嚴重，占游民總人口的近40%。
另一方面，“強者生存、贏者通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在美國也有更大的輿論場，最典型的案例即社區救助過程中出現的“鄰避效應”，即社區居民堅決抵制修建庇護所、無家可歸者長居住房等公共設施，把游民視為破壞社區穩定的“無用人口”。長此以往，部分人的居無定所便從地方性問題升級成全社會的一大頑疾。
總而言之，愈演愈烈的無家可歸問題是社會治理失靈的集中顯現，也體現美國社會正處于暗流涌動、壓力沖頂的非穩定狀態。忙于在世界上“制造麻煩”的美國若不能反躬自省并及時改革，或將徹底陷入“政治衰敗時代”法治薄弱、經濟績效走低、制度危機頻仍的困境。
(光明日報 作者：王聰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