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經濟新聞》5月19日發布題為《缺少基礎貨幣的世界 <廣場協議>40年祭——美國深陷“特里芬難題”》的文章。內容如下：

  仿照1985年9月發達國家為聯手糾正美元匯率高企問題而簽署的《廣場協議》，特朗普政府內部彌漫著重建貨幣和貿易秩序的氛圍。

  作為基礎貨幣，美元帶給美國的既有實利也有負擔，而眼下美國正在將它的不滿傳遞給整個世界。在全球化程度遠超40年前的今天，“美國對抗全世界”的局面再次出現。未來的世界是否會是一個沒有基礎貨幣的世界？

  4月25日，包括美國大型對沖基金城堡投資集團在內的十多家主要金融機構的負責人相繼進入位于白宮西翼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他們拜訪的對象正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斯蒂芬·米蘭。

  采取多邊協調干預措施，人為操縱美元、日元和歐元匯率，以阻止美元升值——米蘭最先提出了這一想法，也就是外界所說的“廣場協議2.0”或“海湖莊園協議”。金融高管們不可能不響應這位自今年3月起一直擔任CEA一把手的關鍵人物的號召。一位金融業內人士私下透露：“米蘭先生讓我感到有點兒危險。”無法預料接下來將會發生什么，這樣的不確定性讓市場人士畏縮不前。

  美國已從自由貿易轉向以關稅為武器的保護主義，并向日本和歐洲等盟友施壓，要求它們增加軍費開支。

  此外，特朗普政府還赤裸裸地主張讓本幣貶值，以期促成“廣場協議2.0”的誕生。如果以“捍衛美元世界基礎貨幣地位”為出發點來思考問題，將會很容易理解特朗普政府是多么缺乏常識。

  理解該問題的關鍵在于“特里芬難題”，這是米蘭喜歡使用的一個術語。基礎貨幣在海外被廣泛使用。由于需求增加，其價格變得更高。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幣值偏高時，其出口競爭力就會下降，貿易收支就會出現赤字。全球越是因霸權國家的赤字而繁榮，對基礎貨幣的需求就越大，從而形成該國貨幣進一步升值的螺旋結構。

  也就是說，基礎貨幣發行國承擔的維護國際社會穩定的義務與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理論上是無法兼顧的。上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提出了這一理論，它恰巧對應了今天美國面臨的現實困境。

  要想維系美元因充當主要結算、投資、儲備貨幣而占據的基礎貨幣地位，美國必須持續不斷地對外提供充足的美元。而美國的雙赤字局面(慢性經常賬戶赤字與財政赤字)確保了這一結構的穩定。

  40年前，被雙赤字折磨的美國與日本和歐洲幾個國家簽署了《廣場協議》。如今，雙赤字的演變情況與當年達成《廣場協議》前的局面驚人地相似。

  不同的是規模。1985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僅為1200億美元，2024年已激增至1.2萬億美元。美國的財政赤字也從2100億美元激增至1.8萬億美元。全球化進程之快催生了數量級規模的膨脹。

  從長遠看，安全可能是一個更為嚴峻的議題。基礎貨幣地位與國家安全不可分割。米蘭認為：“經濟學家對國家安全的考慮不足。”米蘭的論點是，資本的集中導致美元升值，削弱了美國的出口競爭力，進而削弱了美國的制造業，而且鋼鐵、汽車和造船等行業的衰落不僅發生在美國，也已經成為整個西方的安全短板。

  美國已經無力保護盟友，希望它們承擔起自己應承擔的義務，共同保護作為西方共同資產的基礎貨幣美元。此次超出常理的關稅戰也可以說是美國的痛苦哀鳴。

  諷刺的是，原本以保衛美元為出發點的行動，最終卻反噬美元本身。美元失去基礎貨幣地位的最可能情境源于美國政府發動的關稅戰及債務膨脹導致的信任危機。

  “遠離美元”近來成為倫敦金融城的熱門話題。16日，評級機構穆迪下調了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這樣一來，在所有大型評級機構中，美國已不再擁有最高評級。

  為了擺脫巨大的兩難境地，美國和美元正在走上一條可能導致自我毀滅的道路。這場不惜自殘的豪賭會令所有人都無法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