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向流動：中國社會活力再激發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會上，半月談記者現場聽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特別注意到，“縱向流動”新概念先后兩次在關鍵處被提及。在談到促進教育公平發展時，報告承諾：“暢通農村和貧困地區學子縱向流動的渠道，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命運。”在談到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時，報告提出：“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既可以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

　　“縱向流動”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非偶然。事實上，李克強擔任總理兩年間，在多個場合頻頻論及“縱向流動”。“縱向流動”，已走出社會學的理論范疇，進入高層決策施政視野，成為中央政府回應社會關切和統籌社會發展的新理念、探尋公平正義價值的新路標。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圖景在轉型期的中國上演。然而，與人口在地理空間上的橫向流動相比，人群在社會地位上的縱向流動尚不盡合理、充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該如何預防和遏制社會結構板結現象和階層固化趨向？

　　流動改變中國，流動激活社會。公平的縱向流動機制、暢通的縱向流動渠道，成為當前社會各群體的新期待。

　　高頻詞彰顯中央政府的底層關切

　　早在兩年前，剛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答中外記者問時，就首次提出把“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作為施政目標之一。他特別舉例說：“現在高等學校里農村的學生比例偏少，我們要逐步提高比例，讓更多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總理的這種底層關切，在當年8月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又得到凸顯，并付諸決策。李克強在主持這次會議時表示：“教育公平具有起點公平的意義，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可以使人們通過自身努力，提升參與平等競爭的能力，這有助于促進社會縱向流動。”

　　同年11月，在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開幕式演講中，李克強進一步拓展“縱向流動”的內涵外延：“我們正在加快制度建設，促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促進教育公平、就業公平、創業公平，促進社會縱向流動，保障每個人的發展權利，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尤其是進入2015年以來，“縱向流動”成為中央政府文件和講話高頻使用的關鍵詞之一。今年2月9日，在與國務院參事、中央文史館館員座談時，李克強希望參事、館員們多提惠民利民的新建議，“使政府更好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在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促進縱向流動等方面推出更多有效舉措”。這里，“縱向流動”與其他常規民生領域相提并論，成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著力點。

　　隨著“縱向流動”新理念的提出，多個底層群體的處境和命運引起本屆中央政府的特別關注。今年元旦剛過，李克強來到廣州，實地察看外來務工人員危房改造情況。他說，我們要的是包容性發展，必須改善農民工、城市困難群體生活條件，努力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營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他們縱向流動提供公平機會，讓他們生活有希望，奮斗有回報。

　　上升通道遇堵，縱向流動不暢

　　政府提出“縱向流動”新理念，針對的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社會現實：我國社會階層固化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底層人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的縱向流動動力不足，渠道變窄，成本增高，難度加大。

　　西方社會學家韋伯曾提出三維分層的經典理論，他以經濟標準(財富)、社會標準(聲望)和政治標準(權力)，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社會階層。“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可以通過個人努力奮斗而改變命運，甚至由最底層的‘屌絲’變成一個頭面人物。”全國政協委員、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志彪在接受半月談記者專訪時坦言，“近年流行的所謂‘屌絲’，其實就是一部分邊緣青年人群對上升無望的自嘲。”

　　深圳墜樓青年許立志生前打工時曾發出不平之鳴：“我咽下一枚鐵作的月亮/他們把它叫做螺絲/我咽下流離失所/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

　　對此，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感慨道：“活生生的青春生命，在枯燥的流水線上，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他們看不到前景和未來。富士康發生的‘十三連跳’，發人深省。”

　　施芝鴻對半月談記者表示：“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成就，同時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也產生了既得利益群體，把社會成員的上升通道堵塞了，有人稱之為上升‘堰塞湖’現象。”

　　兩會期間，許多代表、委員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都提到社會階層固化現象。民盟中央副主席、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溫思美表示，利益固化會導致階層固化，縱向流動不暢、上升渠道逼仄。他很看好80后、90后，“如果國家和社會使用得好，他們完全可以成為主宰未來的創新一代，比前幾代人更具創造性。”

　　對于這一代的當下狀況，溫思美則不無憂慮。“當前在不是很透明、很完善的競爭機制下，在規則扭曲、規則公平缺失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通過競爭方式實現縱向流動遭遇阻礙，從而對未來發展預期充滿不確定性，就會造成一個群體的不安、郁悶、失衡。”

　　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流動，我國社會學界大體形成了四種判斷，即以陸學藝為代表的“層化論”、以李強為代表的“碎片論”、以李路路為代表的“結構化論”和以孫立平為代表的“斷裂論”。四者視角和結論不盡相同，但大都存在一個基本共識，即：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實現向上流動的力量明顯弱化，呈固化趨向。

　　固化趨向突出表現在青年群體的社會流動之中。近年網絡輿論不斷衍生的各種“二代”說和仇官仇富心態，盡管帶有貼標簽的絕對化傾向，但也折射出不同社會群體的隔閡。

　　相對貧富差距來說，階層流動性是衡量社會善治更好的尺度。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對記者說：“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和信心。”

　　改革創新體制機制，為促進縱向流動清障突圍

　　社會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源和社會和諧的穩定器。從根本方向看，促進縱向流動有賴于改革的全面深化。既得利益者利用非公平競爭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共權力和政策資源獲取了巨額利益，已經成為改革最大的風險和阻力。

　　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針對此，當前尤其需要拿出勇氣，打破利益固化藩籬和公共資源壟斷局面，通過社會改革和制度改革重構利益格局，重建社會流動機制。

　　溫思美委員建議完善社會競爭機制和游戲規則，提升透明度和公平性，讓社會成員增強認知預期，認識到哪些是只要付出努力和奮斗就可以達到的，從而降低行動風險和焦慮感。在他看來，“一個良知、良性的社會，應當具備四性：透明性、問責性、參與性和可預期性”。

　　中國社會迄今尚未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結構，中等收入者群體總體比例較小，亟待擴面。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須糾正被某些權貴資本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切入居民收入內部結構中差距過大、規則紊亂的癥結，削減權力尋租和灰色收入的空間，讓財富更多地向勞動者傾斜，并最終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階層成長的制度環境。

　　與此同時，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織密織牢民生保障網，兜住兜牢民生底線，避免弱勢群體失去流動能力。2014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合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李克強主持召開本次會議時指出，使全體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養老保障，既有利于促進人口縱向流動、增強社會安全感，也有利于使群眾對民生改善有穩定的預期。

　　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全國人大代表陳雪萍等多人建議，加快落實異地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參加高考，以居住證為載體提供相應基本公共服務，加強新市民融入城市培訓。

　　人事制度改革也是促進流動、深化改革題中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人人都有成長成才、脫穎而出的通道，讓各類人才都有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這顯示出我們黨對解決社會成員發展問題的重視和決心。”施芝鴻呼吁，切實建立集聚人才體制機制，打破體制壁壘，掃除身份障礙，不問出身，不拘一格，擇天下英才而用之。

　　撬動三大支點：教育公平、就業公平、創業公平

　　教育是主導現代社會流動的最重要機制，是推動縱向流動的第一支點。很長一段時期以來，中國教育的公平性惡化，其結果也同樣惡化了社會流動趨勢。現行教育體制逐漸無力承載縱向流動的職能，因而要促進縱向流動，就必須切實扭轉教育去公平化趨勢。

　　學校被譽為使人從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的電梯，而中國社科院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城市孩子上大學比例是農村孩子的3倍，本世紀以來這一差距擴大到4.9倍。

　　“我有個夢想，如果說我們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夢還有點遠，把中國義務教育整體搞上去，則可以做到。這既事關教育，也關乎信仰。”今年3月5日下午，半月談記者在全國政協教育界第40組討論會上，聽到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現場說“夢”。

　　今年春節前，葛劍雄隨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去廣東、廣西農村調研，看了一圈下來，發現教學質量很糟，教師待遇太低，沒人來。“要成倍地提高偏遠農村教師待遇，而不是給多少津貼了事。在最艱苦的地方，小學教師拿的錢即使跟我們大學教授一樣，也不過分。”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各地近年大都出臺了教師定期流動的政策，支教、對口支援、名師走出名校、教育聯盟等成為重要模式。河北邯鄲打造“無擇校城市”，400多所相對薄弱的農村學校與強校深度聯盟，窮鄉僻壤的孩子也享受到優質教育。

　　最近兩年間，國家密集出臺舉措惠及寒門子弟，我國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連續兩年增長10%以上。

　　在此基礎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度給力：提高中西部地區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人數。這是教育資源的再平衡，從起點縮小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城鄉和區域這兩個最大的差距，遏制貧富分化。

　　“我們大學毛入學率目標就是40%，如果80%的人都想上大學，那么這個壓力怎么消除？政府應合理分流人才，引導多種出路，促進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之間銜接溝通。”葛劍雄坦言， “全世界那么多職業教育，為什么人家樂觀，我們就不樂觀了呢？”

　　如何補上現代職業教育這塊短板？代表們呼吁，關鍵要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認可多種學習成果的終身學習“立交橋”。

　　就業公平作為促進縱向流動的第二支點，當前存在的突出矛盾是：拼能力還是拼背景。就業過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為不斷抬高的隱形門檻，高校畢業生中的農民和農民工子女在就業質量上明顯處于弱勢。

　　如果人們的社會地位一味取決于先天性的身份，而非后致性的努力，這個社會就會陷入“身份社會”的陷阱。因此，亟待破除壟斷行業、權力部門的就業壁壘，治理近親繁殖、蘿卜招聘，將反就業特權納入反四風的大格局中。

　　在傳統的教育和就業兩大支點之外，本屆中央政府還創造性地提出促進縱向流動的新支點——創業，在兩會上引起極大關注。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委員表示，創業的意義通常局限于擴大就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講鼓勵創業時，則上升到“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層面。因為縱向流動一個重要渠道就是創業，創業的人通常白手起家。

　　“我本身是創業投資人，當然希望中國創業人多多益善。”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委員對半月談記者表示，鼓勵大眾創業，會激活社會活躍度，使人們在各種機會中比對擇優。中國教育從中小學就應植入創新型課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多維答案的能力。

　　在全社會厚植創業創新文化，久之勢必撼動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通過去官本位、去行政化，引導年青一代到市場和社會去探索“草根”創新，而不是削尖腦袋爭著進官場和壟斷性企事業單位。“在許多先進國家，一流的人才創業興業，二流人才當公務員。”劉志彪對半月談記者說，“用財富的創造來代表一個人的地位，比起官本位，是一種更可取的現代價值取向。”

　　習近平總書記這樣闡釋中國夢：“有夢想，有機會，有奮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而促進縱向流動，其精神實質與中國夢高度契合。打破階層固化，營造有利于向上流動的制度環境，無疑會最大限度地確保每個公民都擁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和夢想成真的機會，都可能不斷在追夢圓夢中改變命運！(半月談記者 周清印)

　　延伸報道：現場傾聽兩會聲音

　　言恭達(文藝界委員)：建議中央政府組織權威部門和專家從《四庫全書》、《四庫薈要》等古籍經典中，提煉出國學最具核心價值的部分，編纂成書，以幫助國人厚植文化自信。

　　徐曉蘭(科技界委員)：地方政府在上報債務數據方面很任性。之前中央摸底地方債務時，地方政府少報瞞報債務；中央試行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政策時，地方政府又多報債務。

　　趙銥民(醫衛界委員)：在查處貪官過程中，查處了大量非法所得。建議將收繳罰沒資金著力用于改善民生，特別是用于城鄉基本醫保和大病救助投入。

　　應勇(上海團代表)：高度警惕官商一體，制定規范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等規定。

　　張堅(安徽團代表)：在普法對象上，應把領導干部、公職人員和青少年作為重中之重。將普法納入黨校、行政學院的干部教育培訓計劃，作為領導干部任職考核和公務員資格考試的必備內容，著力提高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同時，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序列，列入各級學校的教學大綱，保證青年一代從小養成尊法意識。

　　曹可凡(上海團代表)：古詩詞浩如煙海，但全國通用的5套課標版教材加起來，所選詩歌總共不超過60首。建書香社會，要增加中小學生古詩詞必讀篇目，可增至200至300首。

　　田黎明(文藝界委員)：城市公園是公共綠色空間和文化服務空間。建議發揮城市公園的藝術空間作用，給人帶來心靈上的慰藉。

　　劉翔(體育界委員)：從退役運動員中挑選優秀人才加以培養，參與體育產業發展，讓體育人做體育事。

　　柯錦華(婦女界委員)：如果社會階層固化，會有很大的問題。

　　邢克智(天津團代表)：要重視“城市剩女、農村剩男”現象，一些農村已出現光棍村。

　　耿彥波(山西團代表)：對保障性住房面積不宜一刀切，應對每戶公租房、廉租房實施補助政策，不論面積大小，這樣更符合實際。

　　武鴻麟(民建界委員)：中央累計安排補助上千億元資金，支持貧困農戶改造危房。但一些基層干部雁過拔毛，幫富不幫窮。

　　李景源(社科界委員)：缺少人文精神的大學教育，只注重功利和工具式的教育，注定是不成功的。這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走向和前途。

　　陳群(無黨派界委員)：希望“大道至簡”的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中能有更多體現，減少一些指揮棒，給高校多一些辦學自主權。(半月談記者 周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