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至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作為重要議題，會議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未來5年乃至15年中國發展擘畫藍圖。
“十四五”時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在中國邁向全面現代化歷程中，居于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位置。
展望“十四五”規劃，多位專家分析，將進一步淡化GDP增速目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會引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大內需為平臺，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要素市場化、國資國企等重點領域的改革也將有新的突破。
淡化GDP增速目標
從1953年至今，中國已制定和實施了十三個五年規劃。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的布局之年。
過去五年，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經濟總量接近100萬億元大關，人均GDP跨上1萬美元臺階。“十三五”規劃主要指標總體將如期實現，重大戰略任務和165項重大工程項目全面落地見效。擁有世界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和上億市場主體的中國經濟活力迸發，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今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中國政府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出臺了一些強有力宏觀調控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并沒有提出GDP增速的具體目標，主要因為全球疫情和經貿形勢不確定性很大，我國發展面臨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
如今，中國經濟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實現轉正，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復蘇。中國經濟展現出了強大韌性和活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4%，中國將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撰文分析，“十四五”規劃需要考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合理確定中國經濟的增長目標。必須科學判斷中國經濟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準確研判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從而正確確定中國經濟在“十四五”期間的增長目標和相應的增長速度。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對第一財經表示，面對潛在經濟增速的持續下行，以及全球經濟在疫情沖擊下的高度不確定性，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中樞大概率將進一步下行，不確定或者進一步淡化GDP增長目標，有助于全社會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把工作重心轉向推動高質量發展、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等更為重要的方面。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也認為，預計GDP增速目標可能會下調，更關注經濟再平衡和發展質量。相比“十三五”規劃設定的“6.5%以上”的年均實際GDP增速目標，預計“十四五”規劃可能會明顯淡化經濟增長目標。
推進“雙循環”
“雙循環”戰略在今年的高層會議中已被多次強調。5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業內預計雙循環戰略將貫穿“十四五”始終，成為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主線。
汪濤表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會引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提振內需、對外開放的政策，都會在這一主題下統籌整合、加速推進，包括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
據中金公司估算，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占全球接近20%，人均GDP水平在2023年左右可能會超過全球人均GDP。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單位水平來看，中國增長已經很難單純靠外部來拉動，而必須比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時期都要重視內需和消費潛力。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表示，14億人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蘊藏著巨大的潛力，成為雙循環的重要基礎。如果城鄉居民服務消費占比能夠提升到60%，將帶來十萬億元級的新增消費；如果城鄉一體化能夠有效突破，戶籍人口城市化率顯著提升，將帶來十萬億元級的投資與消費需求。只要這一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就可以成為國際大循環的重要動力。
中國多元化、多層次的內需不可能僅靠自身供應來滿足，內部的產業升級也需要外部的競爭和激勵。“十四五”規劃中，以大內需為平臺，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商品、資本、人才等要素的外循環可能也是大概率的舉措。
中信證券指出，“雙循環”新格局將深挖國內要素和內需市場的潛力，促使國內都市圈發展、產業鏈整固和消費升級，并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參與國際市場。以“國內大循環”促進“雙循環”，不僅包括實體經濟循環，也包括資本市場循環，而且資本市場循環在我國建設發展的空間和潛力更大。
中金公司也認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結構升級更加依賴直接融資，中國化解外圍挑戰需要更加緊密地促進內外資本融合。因此需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成為“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樞紐，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促進資本雙向流動、搞活“外循環”。
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化
城鎮化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重要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增長模式主要是要素投入驅動加上效率提升，要素投入驅動主要是伴隨著國內的城鎮化工業化需求快速增長，以及外需持續擴大，資金、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投入快速增加，尤其是以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為代表的非農勞動力增加，為產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2019年，我國東部地區的城鎮化率是68.5%，中西部的城鎮化率分別是56.8%和54.1%，甚至一些地方還沒有達到50%。隨著國內大循環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率會進一步升高，而且將對未來我國城鎮化率提高作出主要貢獻。
“十四五”期間，城鎮化將如何發展推進？全國政協委員、“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秘書長王一鳴日前表示，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首要要求，因為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需要確保國內消費的持續擴張和升級，而把將近2.7億農民工轉化為市民能夠迅速釋放消費潛力，對擴大消費意義極其巨大。當前我國農民工已經占城鎮就業人口近70%，如果農民工真正市民化以后能像城市居民這樣消費，全國人均消費支出就能增長27%。
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王一鳴指出，當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非常有限。放開除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戶限制，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掛鉤非常重要。雙循環要打通循環，核心就是要打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梗阻，不能城鄉單向流動。
張立群認為，“十四五”期間的城市建設和發展活動，在注重長遠科學規劃、注重整體功能和相互協調、注重確保長遠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注重城市民主法治環境建設、注重自然和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會日益展現出越來越多的新特點、新面貌。城鎮化將進入一個服務于人的生存和發展水平全面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持續增強的新的歷史時期。
關鍵領域改革待突破
“十三五”期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深入到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發育層面，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與實踐，已經進入深層次的關鍵環節。
張立群分析，“十四五”期間改革將深入到產權制度建設，要素市場發展領域。“十四五”期間的改革所推動的體制機制變化，會更多地在法律體系不斷創新、不斷完善的層面表現出來和鞏固下來。這將是改革開放一個新的重要特點。
具體而言，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認為，“十四五”期間，要抓住土地、人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大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加速推進土地要素城鄉流動，提高土地利用集約化水平；樹立人力資源為第一資源的要素市場觀，健全企業家市場；以證券化的資本市場帶動全社會資本要素的優化配置；加速技術產權交易市場整合，推進技術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逐步構建數據交易市場的基礎性制度框架，推進數據市場與資本市場融合發展。
“十四五”期間，國資國企改革將迸發出新的活力。隨著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的下發，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已全面啟動。通過實施三年行動，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提高國有企業活力和效率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是未來三年落實國有企業改革“1+N”政策體系和頂層設計的具體施工圖，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檢驗、要辦事的。做好這項工作，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提高效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都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一系列更有針對性、更具操作性、更加精準化的改革舉措將落地實施。改革的重點領域主要包括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積極穩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充分釋放和激發基層改革活力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撰文表示，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十四五”時期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改革路線圖和具體措施來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國有企業要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革方向，從具有長期深遠的制度建設入手，促進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的形成。
作者：祝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