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存在嚴重的對華認知錯誤。諸如將中國定位為“國際秩序的最嚴重的長期挑戰”之類的認知錯誤，導致美國外交失敗、中美關系陷入危局、世界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
時代認知錯誤：使美試圖壟斷國際秩序話語權
美國聲稱維護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包括國際法體系、協議、原則和制度，指責中國挑戰國際秩序。在多極化時代，國際秩序由國際事務的參與者共同確立，反映國際關系互動和結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持續增加，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而美國無視變局，試圖壟斷“解釋權”，將國際秩序界定為美國治下的、服務于美國霸權地位和私利的秩序。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數字化并肩演進，形成了緊密的全球相互依存關系。然而，美國為了延續霸權，不惜發動戰爭、退群毀約、斷供脫鉤、制裁施壓、干涉他國內政、挑戰聯合國憲章。美國不僅沒有憑借發達的醫療體系成為“抗疫先鋒”，反而成了奉行疫苗民族主義、任由疫情肆虐的抗疫反面教材。此外，美國推動北約東擴，對俄烏沖突澆油拱火以消耗俄羅斯國力，已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違逆時代潮流的蠻橫強權，也是全球動蕩和全球失序的最大禍根。
一個國家對時代規律要有清晰的認知，才能制定合乎時代要求的內外政策，否則將被時代拋棄。美國不愿意接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日益發展強大的現實，因而深陷外交迷途。究竟是維護世界和平安全，還是維護美國霸權？是各國共享發展福祉，還是一國利益優先？是與其他大國和平共處，還是遏制別國發展？錯誤認知常常出現在美國政客的對外政策宣示中。
事實上，中國順應“世界各國人民要發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時代潮流，主張各國平等協商、開放創新、同舟共濟、堅守正義，共同開創未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堅守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和破壞者。
身份認知錯誤：使美拒絕平視他國喪失外交信譽
美國聲稱不希望中美陷入冷戰或沖突，不阻止中國扮演世界大國的角色。然而美國做的卻是另一套，針對中國建“小院高墻”，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不斷削弱在其看來讓中國受益的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為此，美國給中國扣上“有全球領導野心”的帽子，強加了一堆所謂“罪狀”，包括實施監控、在南海提出“非法”海洋權益要求并影響航行自由、破壞貿易規則等。
事實上，美國才是濫施全球監控的黑客帝國；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和權益有著不容置疑的歷史依據和法律基礎；中國是世界貿易規則的支持者，而美國凌駕于世界貿易組織之上，受到世界各國廣泛批評。
一個國家只有正確認識到“我是誰”，才能選擇正確的行為。美國一直將自己定位為唯我獨尊的“全球領導者”、為所欲為的“世界警察”，武斷地給各國貼上“敵人”“對手”“盟友”等標簽，習慣于對別國發號施令、頤指氣使、遏制打壓甚至大打出手。顯然，美國對自己和別國的身份認知已經與當今時代脫節、與現實錯位，出現了嚴重問題，導致美國外交政策搖擺不定、外交問題叢生、外交信譽掃地。美國不顧國際法、國際準則和國際承諾，縱容佩洛西竄訪中國臺灣，遭到中國強烈反對，受到國際社會廣泛批評，就是最新的例證。
在美國眼中，中國具有三種模糊且矛盾的身份，即“潛在領導者和挑戰者”“秩序遵從者”“有限合作者”，唯獨沒有平等的身份。這樣的對華身份認知，使美國無法平視日益發展的中國，視中國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一邊高喊合作口號，一邊加緊打壓遏制，不僅使中美關系遭受嚴重影響，也使國際關系受到嚴重干擾。
不同于美方，中國堅持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主張各國有權選擇自己的國家制度和發展道路。中國倡導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在全球贏得廣泛贊譽和積極響應。
利益認知錯誤：導致“美國優先”與零和博弈思維泛濫
“美國優先”論與零和博弈思維是美國利益認知的主線。在美國眼中，美國利益具有壓倒性的優先地位，連盟友的利益都可以棄之不顧，遑論非盟友國家利益與世界共同利益。
面對中國的發展壯大，美國沒有正確認識到這對中美兩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利益，沒有遵循正確的大國相處之道，固守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死抱意識形態對抗的陳腐執念，不斷對中國利益進行滋擾和損害。美國錯誤的利益認知導致中美關系不斷出現美國制造的利益沖突爆發點。
美國在中美關系的諸多領域不停制造麻煩和爭端。特朗普政府無端對部分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試圖強行收割中國貿易收益。美方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不斷針對中國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區捏造事實、攻擊抹黑，借此打壓遏制中國。美國對中國高科技企業揮舞制裁大棒，對中美科技和人文交流設置障礙，試圖讓快步發展的中國科技停滯。美國鼓噪“脫鉤”，試圖將中國排斥在世界產業鏈價值鏈之外。在中美關系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美國一步步提升與臺實質關系，損害中國核心利益，試探突破中美關系的底線……
美國還頻頻動員聯盟力量損害中國利益。奧巴馬政府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借建立所謂高質量自貿協定，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排斥在外。拜登政府提出所謂“印太經濟框架”，將其作為孤立和包圍中國的工具。美國新近推出“芯片法案”，將全球先進芯片生產轉移至美國本土，并據其籌劃“芯片四方聯盟”，目的就是扼殺中國成為全球科技領導者的可能……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中國在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同時，致力于互利合作，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使沿線國家共同受益。此外，中國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維護世界共同利益。
安全認知錯誤：導致美偏執追求“絕對安全”
作為霸權國，美國總在尋找“假想敵”，使得其安全認知出現嚴重錯誤，形成追求“絕對安全”的偏執。事實是，中國并未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但拜登政府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卻指明中國是“唯一能綜合運用各種力量對國際體系構成長期挑戰的國家”。美國將中國置于其所謂國家安全的對立面，掀起“泛安全化”的狂風惡浪。
美國將技術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美國聲稱技術應該有“政體屬性”，技術應根植于“民主價值觀”，制裁華為并要求其他國家放棄華為5G技術和服務，散播中國威脅數據安全等言論。“清潔網絡”計劃以意識形態劃界，制造技術對抗。美國政府還警告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不能犧牲美國價值觀和技術優勢。
美國炒作“依賴中國風險論”和“中國脅迫論”，誣稱中國利用依存關系實施經濟脅迫，渲染依賴中國將導致美國工人失業，“芯片法案”利用政府補貼強迫美國芯片企業放棄中國市場。其實，濫用市場準入和補貼、熱衷于經濟脅迫、將依存關系武器化的代表性國家，正是美國自己。
美國將捏造的“強迫勞動”罪名強加于中國，并以此為借口，打擊新疆棉花和光伏等產業，利用所謂“涉疆法案”切斷部分產業鏈。
美國大搞集團政治，“印太戰略”、五眼聯盟、四方安全對話和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等，都是其為對抗中國而打造的。美國還強化跨大西洋對華政策協調，妄圖將亞太“北約化”，拉攏日本和韓國參與北約事務。
美國宣揚“美國受害論”。美國是“脫鉤”的始作俑者，卻倒打一耙，稱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不如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機會多，美國企業面臨強制技術轉讓壓力，而中國企業則受美國法律保護。事實上，外資企業在華營商環境不斷優化，而美國的所謂實體清單越來越長，制裁越來越多，營商環境正急劇惡化。
面對復雜的安全局勢，中國立足于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為國際社會指明了正確的安全觀、安全原則和安全路徑，為世界貢獻了安全理念公共產品，有利于避免國際關系跌入危險深谷、重振全球和平信心。
發展認知錯誤：暴露美外交狹隘性
美國提出以拜登政府簽署的基礎設施投資法案為契機，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實施產業現代化戰略，提高競爭優勢。然而，美國觸手伸向全球并非為全球發展謀福祉，而是謀劃針對中國的“對抗式發展”，尋求“替代中國”和“碾壓中國”，拜登稱之為與中國的“21世紀競賽”。可見，美國的發展認知根本無法擺脫霸權執念，美國外交的狹隘性顯露無遺。
“一帶一路”建設廣受各國歡迎，美國卻不斷拋出抹黑言論，如債務陷阱、誘發腐敗、破壞環境等，表明美國以對抗性思維看待中國促進全球發展成就。美國帶領七國集團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計劃，與“一帶一路”倡議抗衡，稱這類舉措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不受債務陷阱困擾”的另一個選項。其實，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主要來自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因“一帶一路”而陷入債務陷阱。相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國計民生普遍受益于中國投資。
美國要發展就離不開與中國合作，但卻以“發展模范”自居，對中國施壓指責。美國期待與中國開展氣候合作，卻將溫室氣體排放責任歸咎于中國，無視美國等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更不用說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所產生的負面后果。在打擊包括芬太尼在內的毒品問題上，美國希望與中國合作，但卻將美國芬太尼問題的責任扣到中國身上。中國已對芬太尼進行整類列管，而美國并沒有實施有效的國內監管，這才是問題根源所在。在糧食問題上，美國要求中國應對全球糧食危機，卻只字不提美國限制糧食出口、對俄羅斯實施極限制裁引發糧食危機。
中國基于共同發展理念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強調發展優先、以人民為中心、普惠包容、創新驅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行動導向，聚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為全球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展現出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推動人類共同進步的氣魄和擔當。
美國的時代觀、身份觀、利益觀、安全觀、發展觀發生嚴重扭曲，對華認知存在嚴重錯誤，這是美國外交失敗的重要根源。在新冠肺炎疫情誘發全球經濟衰退風險的艱難時期，美國不僅沒有承擔起應有的大國責任，與各國共克時艱，反而糾集一些國家遏制中國、分裂世界，將中美這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推向危險邊緣。美國對全球局勢動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劉興華，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