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文化體制機制改革作出了專門部署，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這一論述既體現了黨中央對文化建設的高度重視，也凸顯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文化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
文化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03年啟動以來已經走過了二十余年的歷程。這一進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2003年起的存量改革階段，以改革解放文化生產力為主，聚焦于“兩手抓”，即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推動經營性文化產業；2012年黨的十八大后的增量改革階段，以文化生產力發展進一步拉動改革，更加注重文化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22年黨的二十大后的體系化改革階段，強調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將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國際傳播等確立為改革重點。
在當前這一體系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科技創新正成為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的核心動力。科技創新不僅為文化發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深刻地改變了文化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從全媒體傳播到數字文化產業，從人工智能創作到虛擬現實體驗，科技正在重塑文化產業的生態，催生新的文化業態，開拓文化發展的新疆界。這種深度融合正推動著文化體制改革向更廣闊的領域拓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注入新的活力。
科技賦能驅動文化體制改革新方向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為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將科技創新置于核心位置。在此指引下，文化體制改革正朝著科技賦能的方向快速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創新趨勢。
構建文化科技融合發展新生態是改革的重要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建立跨部門、跨領域的協同創新機制，促進文化部門與科技部門的深度合作。設立文化科技融合發展專項基金可以有力支持文化科技創新項目，激發創新活力。文化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將建立起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平臺，進一步推動文化科技的融合發展。在此過程中，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將為文化科技創新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為傳統文化企業運用新技術改造升級提供了有力支持。5G、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文化領域的深度應用正在重塑文化產業的生態。數字出版、數字音樂、數字藝術等新興數字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展現了文化產業的無限潛力。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的建設將推動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利用，為文化發展提供強大的數據支撐。
全媒體傳播體系的完善是提升文化影響力的關鍵。深化媒體融合，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構建了現代傳播體系的基礎。全媒體內容生產體系的建立實現了“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體傳播”，大大提高了傳播效率。全媒體傳播效果評估體系和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為媒體發展提供了有力指導。新型主流媒體的建設打造了具有強大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新型傳播平臺，增強了文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文化市場監管機制的創新適應了科技發展和新業態涌現帶來的挑戰。新型文化業態和新興文化業態的準入和監管制度為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的運用顯著提高了文化市場監管的精準性和有效性。網絡文化治理體系的完善建立了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協同的治理機制，為營造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貢獻了力量。區塊鏈技術在版權保護、內容審核等方面的應用為文化市場的規范發展提供了新的技術支持。
這些改革方向通過科技創新驅動文化變革，推動著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然而，文化體制改革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和完善，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科技環境和文化需求。保持開放創新的態度，不斷探索新的發展路徑，將是文化體制改革持續前進的動力。
創新人才培養助推文化科技發展
文化科技創新的核心在于人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這一要求凸顯了人才在推動文化科技創新中的關鍵作用。面對文化與科技深度融合的新形勢，培養復合型人才、完善人才評價機制、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升級成為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培養復合型文化科技人才是適應新時代文化發展需求的必然選擇。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和新型文化業態的涌現，要求人才既要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又要掌握先進的科技知識。高校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設立文化科技交叉學科，開設跨學科課程，為培養復合型人才提供了重要平臺。同時，鼓勵文化單位與科技企業開展人才交流，建立產學研合作機制，可以促進知識的流動和創新能力的提升。建立文化科技人才培養基地，開展針對性的培訓項目，也是培養復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徑。
完善文化科技人才評價機制是激發創新活力的關鍵。傳統的人才評價體系往往難以準確反映文化科技創新人才的價值和貢獻。建立符合文化科技創新特點的評價標準，綜合考慮創新成果的文化價值和技術含量，將有助于識別和培養真正的創新人才。引入多元化的評價主體，包括行業專家、市場主體和用戶群體，可以提高評價的全面性和客觀性。建立動態評價機制，定期對人才的創新能力和成果進行評估，有利于保持人才的創新動力。同時，完善與評價結果相匹配的激勵機制，包括薪酬、晉升和項目支持等，將進一步激發人才的創新熱情。
推動文化“走出去”戰略升級是培養國際化文化人才的重要途徑。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與傳播需要具備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人才。鼓勵文化機構與國際組織、海外高校建立合作關系，開展人才交流項目，可以拓寬文化人才的國際化視野。支持文化人才參與國際文化項目和活動，積累國際運營經驗，是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有效方式。建立國際文化傳播人才庫，培養精通外語、了解國際文化市場的專業人才，將為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撐。同時，加強對海外優秀文化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可以為我國文化產業注入新的活力和創新思維。
文化科技人才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教育機構、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的人才培養體系、創新人才評價機制、拓展國際化視野，將為文化科技創新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只有培養出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掌握先進技術、了解國際市場的復合型人才，才能真正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實現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政策體系完善保障文化改革深化
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深入推進離不開強有力的政策保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為文化改革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指引，而將這些宏觀方針轉化為切實可行的改革措施，需要從頂層設計、資金支持、組織保障等多個層面構建完善的政策體系。
完善頂層設計是推動改革的首要任務。制定“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促進法”，為文化科技融合提供法律保障，是構建制度框架的重要一步。出臺“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可以為文化產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指明路徑。將文化科技創新納入國家創新體系，在科技規劃和科技項目中增加文化科技相關內容，有助于推動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同時，完善文化產業統計體系，將新型文化業態納入統計范疇，為政策制定提供數據支撐，也是優化頂層設計的重要環節。
加大財政投入是保障改革落地的關鍵。設立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基金，重點支持具有前瞻性、創新性的文化科技項目，可以為文化科技創新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體系，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文化科技創新，有助于拓寬融資渠道，增加資金來源。優化文化產業專項資金使用，向文化科技融合項目傾斜，可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重點領域發展。建立文化科技創新風險補償機制，有助于降低創新風險，鼓勵更多主體參與文化科技創新。
強化組織保障是確保改革持續推進的重要保證。成立國家級文化科技融合發展領導小組，統籌協調各部門工作，可以提高決策效率，保證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打破文化、科技、教育等領域的條塊分割，有利于資源整合和協同創新。鼓勵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文化科技融合發展政策，形成全國聯動局面，可以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推動改革在各地落地生根。建立文化科技融合發展評估監測機制，定期發布發展報告，有助于及時發現問題，不斷優化政策措施。
政策保障體系的構建是一個動態優化的過程。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政策制定和實施也需要與時俱進。建立政策評估和調整機制，定期對已有政策進行評估和優化，是確保政策持續有效的重要手段。同時，加強政策宣傳和解讀，提高各方對政策的理解和認同，也是政策落地見效的關鍵環節。
通過完善頂層設計、加大財政投入、強化組織保障等多方面措施，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保障體系，將為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提供堅實后盾。這不僅能夠確保改革方向的正確性和一致性，也能為改革實踐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