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草案)》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十三次會議上進行二次審議，刪除了一審后《修改建議稿》中飽受爭議的“共用工作場所室內禁止吸煙”中的“共用”二字，意味著擁有“單間辦公室”的各級領導干部沒有了“特權便利”，體現了民意對控煙立法的推動。

　　然而，二審《草案修改稿》“賓館和旅店可設置吸煙客房”“機場候機區可設置吸煙室”等對《草案》“室內公共場所全禁”的“松綁”，盡管有違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卻也映襯全國7.4億二手煙接觸者“健康權”與3億煙民“吸煙便利”的博弈。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于2006年在中國生效并具備法律效力。《公約》要求，各締約方要在五年內采取立法等多方有效措施，保護非吸煙者在室內工作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內公共場所等場所免受煙草煙霧危害。

　　世界衛生組織已探明煙草煙霧中含有69種致癌物質，直徑不到頭發1／100，任何工程方法都無法控制密閉空間內的煙草煙霧蔓延，因此二手煙并無“安全接觸水平”。

　　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無煙草行動技術官員安吉拉·普拉塔25日接受采訪稱，《草案修改稿》“松綁”，難以實現北京控煙立法中第一條“減少吸煙造成的危害”“保障公眾身體健康”的立法本意，需要“恪守《公約》”。

　　對此，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在25日的審議結果報告中解釋，北京控煙立法既要“嚴格控制”也要“循序漸進”。尺度寬嚴之間，各界人士各抒己見。

　　“循序漸進派”的人大代表宋祖慰提出，若禁煙范圍太嚴，各單位不禁也得禁、不搞也得搞，但是法規還是要平衡各方面的權利，建議添加“鼓勵各單位自行實施全面禁煙”。

　　“恪守《公約》派”則認為，公共場所是大家的，保護非吸煙者的健康權是首要的，酒店、機場也是其員工的“室內工作場所”，“健康權”理應較“吸煙者便利”而優先受到保護。

　　據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支修益介紹，在一個35平方米的房間內連續吸3支煙，在距離吸煙者1.5米的地方，空氣中PM2.5濃度達1700微克／立方米，甚至比“6級嚴重污染”時的室外濃度高出幾倍。

　　有人指出，中國城市控煙立法暴露的“執行難”，恰在于法律剛性不足、執法責任主體不明、煙草危害宣傳不夠，“寬泛禁煙”才是“執法難”誘因。

　　幾年前，斯諾克明星選手奧沙利文在北京的發布會上公然抽煙，并稱中國首都公共場所不禁煙，沒有法律，為何不能抽？

　　“公共場所煙草煙霧繚繞，已讓北京國際形象受損，但作為首都，北京市控煙立法的‘寬嚴尺度’更是中國其他城市的表率。”安吉拉·普拉塔說，北京的外國駐華機構云集，五星級酒店、高檔寫字樓林立，北京接連舉行大型活動，中國是最大煙草生產國和消費國，首都控煙立法理應超前，同時可在后期執法中借鑒國際經驗“循序漸進”，實現全面禁煙。

　　有專家指出，執法不能光靠“盯”、“管”、“跟”，更需借助科技手段。這恰好在《草案》中有所體現——管理者可以利用煙霧報警、濃度監測、視頻圖像采集等技術手段，加強對禁煙場所的管理。此外，明確“單位負責”的主體責任，對控制吸煙工作實行“政府管理、單位負責、個人守法、社會監督的原則”，也是北京市控煙立法的“亮點”。

　　“這是很好的探索。法律剛性了，各單位就會在‘守法’上開動腦筋。”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說，例如，衛生部多年前就在辦公樓內設置監測儀器，實時公布每層的空氣質量，都想呼吸好空氣，監督、自律提升很快。(記者 倪元錦 烏夢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