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八，我們的鄰居——韓國，“duang”的一聲把刑法里施行了62年的通奸罪廢除了，人家說這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這事兒在韓國是否引起爭論，不清楚，但在我們國家卻有不小反響。如今通奸在中國是個敏感詞：官員因通奸而落馬，“小三”“包二奶”成為流行詞。對這一現狀，有人感慨，有人憂慮，有人憤怒。以影視作品為代表的韓國文化基調，一直以儒家傳統重要代表自居。這次“逆勢而為”，一些國人自然內心不滿：思密達們這是要鬧哪出？

　　在中國歷史上，通奸一直是個大問題。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社會環境對于未婚男女親熱相當寬松，《周禮》記載說：“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但對已婚的男女，法律臉色陡然一變，《尚書》規定：“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到了唐朝盛世，對通奸處罰不像過去那么重了，仍規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但和特殊人士通奸，比如親屬長輩等，在歷代都屬于十惡之罪，處理非常嚴厲。

　　新中國成立后，從形式上廢除了通奸罪。之所以說“形式上”，是因為雖然沒有了“通奸罪”這個罪名，但直到1997年之前一直保留著流氓罪。“流氓”是個感情色彩強烈的形容詞，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術語，所以在現實操作上流氓罪成為一個著名的口袋罪。在那個時代，通奸的男女不是流氓，誰還是流氓？所以當時一些影響大的通奸，大多被當成流氓給法辦了。

　　到了97刑法，“通奸罪”隨著流氓罪的消失，基本上在現實中被廢除了。之所以又有一個“基本上”的限定，是指這個廢除有幾個附加條件：一是通奸的對象不能是幼女，否則構成強奸；二是不能是軍人的配偶，否則構成破壞軍婚罪；三是不能以夫妻名義同居，否則構成重婚罪。應該說，法律上的這種處理，既考慮到了通奸具有的一定程度的社會危害性，表達了法律的否定性評價，又顧及到刑罰作為國家最嚴厲暴力機器懲處后果的嚴重性，對不同性質的違法行為應運用不同層級的懲處矯治工具進行綜合治理，以實現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現在社會上對通奸重新入刑的呼聲挺高，認為刑法在這方面過于寬宥。這些心情可以理解，但入刑前需要事先說通幾個道理：

　　一、公權力的介入一定有一個社會層面的犯罪客體，一般來講是公序良俗。公序良俗雖然有一定的繼承性，但隨著時間推移，同一問題在性質輕重程度上肯定會有所變化。通奸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是否到了不用刑罰手段不足以震懾的程度？這是首先需要通過實證調查回答的問題。

　　二、很多通奸案的舉報人就是受害配偶。在現實中，大部分受害人僅僅想出口氣，要個說法，或者警告出軌方懸崖勒馬。純粹就是想讓自己的老公老婆去坐牢的人也許有，但不會太多。坐完牢回來，夫妻就會因為這段經歷從而恩愛和諧白頭到老嗎？

　　三、這種案件取證是個大問題。一些阿拉伯國家法律規定通奸罪需要四個有良好聲譽的證人證明，中國應該不會這么復雜，但因為是刑事犯罪，控方的證據也應當合法充分嚴謹嚴密，經得起辯方的任何質疑。且不說讓警察們放下手中的案子呼啦啦都去捉奸是否現實，對這種一般非常私密的行為如何合法地做到證據鏈完整？不是說不可能，但需要投入的成本會非常大。

　　通奸是個壞東西，應該得到懲處。對犯事的，大可開個道德法庭對他們口誅筆伐，或者讓其承擔民事責任，給予紀律處分，這些足以讓他(她)后半輩子都活得灰溜溜的。刑罰沖上前臺的必要性有多大，還需仔細考量。(沈占明 作者系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