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末，我國機動車駕駛人已突破3億。不過，一面是駕校收費近年持續上漲，部分城市2015年的學車價格突破1萬元，“上市駕校”毛利率普遍超過50%；另一面則是一些地方屢屢上演“駕考腐敗”，考官違規收受的“駕考紅包”達到千萬元之巨。(4月14日新華社報道)

　　“史上最嚴交規”入駕考之后，各地普遍反映駕考變難了，通過率屢創新低，這應該是個正常現象，表明嚴格考試程序，增加考試難度，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要知道，少一個“水貨”司機通過駕考，也許就意味著信號燈前少了一個交通違規者，公共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然而，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在大城市，除了學車價格“水漲船高”，用“駕考紅包”砸開“最難駕考”之門，已成為一種潛規則。

　　嚴格了駕考制度，卻沒有相關的監管措施跟進，自然有人會鉆制度空子，拿“駕考紅包”打通環節，讓“最難駕考”變成“最易駕考”。比如，在北京工作的王先生，回到老家河南安陽考駕照，前面的考試都很順利，到路考時他沒有通過。這時駕校告訴他，交400元錢就可以把他的成績改為合格。王先生最終選擇了給駕校交400元錢，很快他就拿到了駕照。可見，在駕校與駕照結成“利益聯盟”之后，駕考有多難，“渾水”就有多深。

　　殊不知，通過“駕考紅包”拿到駕照，對自己和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關系你們可能有很多，但是命只有一條。”一位駕校教練的忠告，并非是危言聳聽。然而，有關部門對駕校和駕考的監管形同虛設，卻寄望于交通事故發生后的“責任倒查”。問題是，“責任倒查”的制度設計本身就很不合理。其一，駕校和教練員的權利僅限于教育培訓，考試是否通過，不由駕校和教練員說了算，決定權在考官。其二，駕駛員發生交通事故，與駕校和教練員之間，并沒有絕對的聯系。特別是，責任和權力是相對應的，駕考的生殺大權掌握在交管部門手中，出了問題僅倒查駕校和教練員的責任，顯然有失公平。

　　因此，“駕考腐敗”透支公共安全，值得各地反思。首先，監管責任，應跑在交通事故的前面，實行關口前移，通過對培訓、考試環節的事前監管，嚴把駕駛員“出口關”。比如，嚴守“考試”環節，堅決杜絕不學無術的學員，拿“駕考紅包”和金錢蒙混過關，確保駕駛員技術水平，將交通事故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時，應從整體制度關照入手，加強各個環節的改革，使整套制度科學化、常態化。特別是，駕考應引入司法監督機制，確保駕考制度法治化、公開化。(張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