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記改革了，領導干預司法要留痕了，現在，就更要警惕個別地方政府像衡東縣那樣，搞“關口前移”，直接動用行政力量，對原告進行威逼利誘，搞撤訴，意圖達到環保案件上不了法庭的目的。

　　去年媒體報道的“湖南衡陽300兒童血鉛超標”事件，曾轟動一時。如今，受害兒童狀告污染企業——美侖化工廠時，卻遭遇當地政府莫名的壓力——衡東縣政府工作人員帶著空白的“撤訴申請”到原告家里“做工作”，每天三五批人，有時坐到凌晨，他們威脅“不撤訴就取消低保”，有在政府工作的親友則可能“丟飯碗”。

　　目前，還沒等到正式開庭，53個原告(51個血鉛超標兒童，2個是鎘超標的成年人)中已有42人撤訴。

　　此前，針對之前基層法院受到地方權力干擾，環保等所謂“敏感”案件“立案難”的積弊，中央決策層痛下決心改革：一是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滿足基本形式要件的起訴都必須立案，否則法官將受到行政甚至刑事責任的追究。中央還公布了《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對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實施全程留痕、追究機制。

　　立案登記改革了，領導干預司法要留痕了，地方權力難以像過去那樣肆無忌憚地干涉司法，將環保等訴訟推出法庭了。現在，就更要警惕個別地方政府像衡東縣那樣，搞“關口前移”，直接動用行政力量，對原告進行威逼利誘，搞撤訴，意圖達到環保案件上不了法庭的目的。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上級部門的糾正，將形成“破窗效應”，直接影響中央推行的“立案登記制改革”的實際效果，直接影響依法治國的改革部署。

　　眾所周知，新《民事訴訟法》以及今年剛實施的《環保法》，一個重要意圖就是旨在將污染問題納入法治渠道內，通過司法進行平和的、終局性的解決，而不是將問題推到法庭之外，從而衍生出集體性事件等問題。而這次的衡東血鉛案，原告都是污染的直接受害人，起訴卻受到當地政府種種干擾。當地的這種行為，嚴重損害了以法治解決污染問題的國家愿景。

　　這一事件也說明：個別基層政府的思維，還停留在過去的“畸形維穩”時代，不能正確對待民間依法維權。本來這一事件中，當地政府處理也算到位：縣環保局長等4人被免職了，受害兒童得到了免費發放的牛奶和藥品，政府并不是污染的直接責任方。

　　但當受害者起訴維權時，有些地方政府就條件反射地認為“敏感”了，習慣性地秀出“國家機器的肌肉”，阻撓正常訴訟，根子問題是將政府與污染企業做利益捆綁，將地方經濟利益凌駕于法律之上、民眾生命安全之上。

　　衡東縣這么多孩子飽受鉛污染之苦，通過訴訟向污染企業討個說法，是正當、正常，乃至是任何法治政府樂見的事。這次衡東縣政府卻動用行政力量，阻撓訴訟維權，這種“防民如寇”的心態必須被清除。

　　近兩年來，立案改革、環保訴訟這么多大改革都搞了，但個別基層政府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能直接干涉立案了，就搞“關口前移”，動用權力威逼利誘，生生把“狀紙”從法院里拽出來，使國家層面的改革起不到效果，這是個應嚴肅對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