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曾祺對黃永玉的木刻作品給予高度肯定和評價。他早在1951年就寫下這樣的話：“永玉的畫永遠是永玉的畫，他的畫永遠不是純‘職業的’畫。”這個在日后的漫長歲月中得到了有力證明的評價，也顯示了汪曾祺獨特的藝術眼光。汪曾祺對黃永玉發自內心地贊美：“永玉是有豐富的生活的，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都是我們無法夢見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記憶’，他對事物的多情的過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創作的源泉。”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黃永玉)投資，我想絕不蝕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這個人特別聰明，他能夠一眼看到我畫畫的一些問題，不是抽象，而是很具體地提出一些意見，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這方面的語言很接近，就像是一個人的思想一樣。我的畫，只有他一個人能講。”黃永玉寫了很多故人舊事，但從來沒有為汪曾祺單獨寫下些什么，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難寫！他這個人啊，可豐富了。我知道他很豐富，但是要往哪里下筆又無從著手。”片刻，他又加了一句，“還有呢，有一段時間我們離得比較遠了”。

　　“‘文革’開始后，汪曾祺被劇團抓了起來。他們單位派人來中央美院審問我，問我和汪曾祺什么關系，我說我們是朋友。他們說‘還是朋友！’就拿手里的康樂球桿捅了我幾下。后來，他的才能在那個《沙家浜》得到另外的發揮，發揮出來也讓我們高興。小孩子們很高興，在外面總是說‘我們汪伯伯是寫《沙家浜》的’，興沖沖地要去看戲，可是找他都沒有機會了，也許是他太忙。”黃永玉的回憶淡淡的，聽不出內心有什么波瀾起伏。上海灘的那一對快樂青年，就這樣漸行漸遠。

　　“后來，‘四人幫’垮了，他到我家里來，可是，我們中間隔了太久，一下子讓我從哪兒講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紙寫的詩給我。可就是沒話可說，這個創口要慢慢地愈合。后來我也開始忙了，然后越來越忙，又是給毛澤東紀念堂畫畫、又是美術家協會的事兒，哎，我也變得忙起來了。”

　　1996年冬天，黃永玉夫婦從香港回北京。有朋友為他開了一個龐大的歡迎宴會，第二天黃永玉又再請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來了很多人，包括黃家的那一幫，黃宗英、黃宗江、黃宗洛，還有丁聰、馮亦代、王丹鳳，包括曾祺，這一幫老朋友都來了。”兩人見了，依舊沒有超過禮節性的深入交談。“當時他的臉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緣故。他后來與另外一幫文藝界的年輕人來往，喝酒喝得厲害，把身體都喝壞了，真是可惜了。”

　　黃永玉沒想到，這是他與汪曾祺的最后一面。轉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黃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說：“女兒上樓來告訴我說，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沒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總是覺得他還太年輕，才不到80歲，真可惜，真可惜……”3個月后，京郊的那個“萬荷堂”修建完工，黃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嘆：“要是汪曾祺還活著該多好，可以把他接到萬荷堂多住幾天……”如果有那一天，他們之間應該不會再是“相顧無言”的尷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沒有悲哀過，不曉得為什么，郁風死了，黃苗子死了，丁聰死了，汪曾祺死了……一聽到消息，會停頓幾秒鐘，但沒有太多的悲哀，因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開始感覺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記憶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點也不傷感。”

　　大浪淘沙

　　“你們沒有經歷過流浪，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然后進大學讀書，畢業之后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從工廠出來的產品一樣。我們那一代人不是這樣的。沈從文就打過這樣一個比方：我們這個大時代好像一個篩子，一個眼口很大的篩子，篩篩篩，好多人都被篩下去了，剩下幾個粗的，禁篩，沒有掉下去——我們是幸運的，漂泊了這么多的地方，都沒有死，經過多少你們很難想象的磨難，最后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