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前是民企借助“一帶一路”最好時期

　　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召開。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家就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魏建國：“一帶一路”將是未來30年中國對外的大戰略

　　當前是民營企業借助“一帶一路”發展的最好時期。因為“一帶一路”將會是未來30年中國對外的大戰略。

　　美國總統奧巴馬2014年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致辭時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講，他稱，我們的底線是什么？我們的底線是要領導世界，如果我們不領導誰來領導？言下之意，表明美國要再領導世界一百年。這個觀點來自他的智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博森。奧巴馬在2011年的APEC會議上就曾推出該研究所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這個協議1992年最初由新西蘭、新加坡等4個國家形成，然后擴大到9國，又擴大到12國。這是美國在中國加入WTO以后的一個重要戰略。奧巴馬去年在接見法國總統奧朗德時，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尊敬的奧朗德總統，我們能不能在兩年內簽訂TTIP。TTIP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即兩洋協議，該協議的核心以美國和歐盟為主，把中國排斥在外。

　　我講以上這些內容，是想說明美國的對外政策有了三個變化。第一，美國拋棄了一百多年，接近兩百年的高舉自由貿易大旗的旗手位置，不再提貿易的自由化，而提貿易的公平化。第二，美國不再提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就是不再提全球化，而提區域和次區域化。WTO是全球所有國家都可以加入的國際組織，通過各個國家減免關稅和降低投資的門檻，讓資金自由流動。美國國內在中國加入WTO時，對于讓不讓中國加入有幾派意見，最后達成協議，先讓中國加入，通過加入來遏制、限制中國。為什么美國要讓中國加入呢？因為美國需要中國這個后起的、發展勢頭強勁的大市場。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30年，所有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每年遞增8.2%。加入WTO后，十年之間，2001-2011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年均增長22.5%，全球400種商品，中國產量和出口量占222種，全球1700多種出口主要商品中，中國占1400種。這些說明了中國加入WTO以后，實際上粉碎了美國當初既遏制又想利用中國市場的目的。

　　全球是一個大的圓圈，所有國家都在這里邊，美國兩百多年始終占據著中心，圍繞這個中心還有其他國家，大家都在往中心移動。中國作為一個大塊頭，在移動的過程中難免有些碰撞和擠壓，但是，中國不是用擠壓和碰撞，而是用互相融合。第三，亞太再平衡戰略，即把軍事作為亞太的重點，把經濟仍然放在歐洲。

　　面對美國提出的TTP、TTIP和亞太再平衡戰略，我國提出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沿用了鄭和下西洋的路線，通過一根線串起四個門，首先是東門，有新東門、老東門，然后從東門到阿門，阿拉伯國家，又從阿門到非門，從非門到歐門，沿途13個國家，94個城市和地區，每個城市都要建港口、鐵路、碼頭，工業開發區，港區聯動。根據現行定律，比如地鐵，只有環形才能形成效益，二環、三環、四環，一帶一路首尾相接，出發在中國，尾在哪里？就是習近平主席首訪歐洲去的地方——荷蘭阿姆斯特丹。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通過連云港、徐州、西安、青海、烏魯木齊，從那邊過去，通過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德國，最后也到了阿姆斯特丹。光環形還不行，還有網狀。

　　“一帶一路”對于中國民營企業是機遇。在“一帶一路”的布局下，每一個地方都可以看作是驛站，習主席提出五個通，首先，是驛站的政策通，貨幣通，我們設立了金磚銀行、互聯互通銀行，此外，還要道路通、貨物通，最后達到人相通。推動民營企業走出去，未來投資需要60萬億美金，“一帶一路”的布局將是長遠的。

　　張燕生：“一帶一路”將亞歐兩大經濟圈貫穿起來

　　我國為什么要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看到這個戰略布局，我想起了1984年鄧小平同志說過的三句話。第一、中國的開放不僅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還包括對轉型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第二、鄧小平同志還講了兩個大局，第一個大局是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第二個大局是中西部地區的開放。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率先推進的是東北亞地區，后來叫區域總體發展戰略，開始考慮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東北振興。第三、鄧小平同志講，對外是開放、對內是改革。從這個角度看，3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布局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對1978-2013年的35年和2014-2049的新35年進行了部署。從2013年開始，中國進入到新35年、新常態。從新常態開始，要解決統籌三個方面開放、兩個大局、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之間關系的問題。習總書記在去年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講到，“一帶一路”是一個大戰略，這個大戰略會統籌歐亞兩個大陸經濟一體化發展，一個方面是亞太經濟圈，另外一塊是歐洲經濟圈，“一帶一路”能夠貫穿、統籌兩個經濟圈，通過中國資本輸出、“走出去”構建新的開放戰略。

　　“一帶一路”用資本輸出、“走出去”的方式，用產業合作、金融合作、基礎設施全方位互聯互通來建立起中國和亞太、中國和歐洲兩大經濟圈之間的貫穿和統籌，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帶一路”戰略確實是在新的形勢、新的常態、新的情況下的大戰略。

　　改革開放35年，我們積累的對外金融資本已達6萬多億美金，但是，這些資本中65%以上都配置在外匯儲備資產。過去我們缺少人才、經驗和能力，35年過去了，制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經驗和主體缺失的問題有了相當大地改變，對外直接投資能不能從10%擴大到15%、20%、30%？對外金融資產在對外資產結構中間一步一步增加，怎么才能做到呢？“一帶一路”從海上和陸上這兩個大的方向通過資本輸出把我們的資本和資產重新配置。

　　此外，現在中國實際的產能利用率為72%左右，而75%以下的產能利用率就是嚴重過剩，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無論海上，還是陸上，都講中國過剩對我們是福音，如果放眼全球視野來看，會發現過剩是相對的，中國開始從全球視野考慮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怎么能夠更好地發展。從資產組合角度、多樣化的角度來看，太多的跟發達國家經濟建立起聯系，發達國家出問題，你就出問題，從對沖風險角度，也應該考慮這點。“一帶一路”戰略確實是新35年新常態條件下新時期的開放戰略。

　　開放戰略會涉及到海上、陸上，“走出去”。第一個合作的領域是基礎設施，“一帶一路”是要給沿線國家提供價廉物美的中國資本、商品、服務和智力。從這個角度講，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農業的合作、投資的合作、人民幣“走出去”的合作、平臺的建設非常重要。如平臺建設，我們“走出去”，怎么能夠為中小企業搭建好平臺？過去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往往是以大企業為主體，下一步在沿線國家如何搭好平臺、建立雙邊投資保護契約、保護中小企業投資的權益、提供政府和政府之間機制性的合作、為企業提供更好的安全和保障，都是合作的重點領域。另外一個方面，南亞大陸是下一步絲綢之路建設的重點，云南、寧夏等如何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跟對方合作。第一要舉全國之力加強能力建設，另一方面發展離岸經濟。第三、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歐盟國家、德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非常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實際上是要與整個世界合作、是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戰略。

　　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國家自由貿易區戰略、國家“走出去”戰略等給企業家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企業家從過去“單打獨斗”到如今“抱團取暖”。但同時中國企業也要用行動證明我們不是搞新殖民主義，我們是尋求合作共享發展的，中國是開放、包容、多元的民族，尊重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發展主體。

　　劉迎秋：“一帶一路”是中國第三次戰略選擇

　　習總書記曾多次講到中國現在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其中最大的戰略機遇就是中國自身的強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用好這個戰略機遇期，使戰略機遇變得更大。“一帶一路”的提出就是充分認識和用好這個戰略機遇期的具體探索。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我國曾經歷過三次大的戰略選擇：第一次發生在1978-1992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我國選擇改革開放。選擇改革，核心是選擇放棄舊制度；選擇開放，關鍵是選擇放棄封閉。第二次發生在1993-2012年，這次選擇的最大亮點是明確了市場取向改革的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次發生在2013年到現在。

　　如果說第一選擇的重點是沖破舊體制、實現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第二次選擇的重點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從沿海開放擴展到沿邊、沿路、沿江開放，形成沿海內地全面開放新格局。主要解決國內經濟市場化和發展現代化問題，那么，當下的第三次選擇主要解決的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化問題。

　　“一帶一路”涉及非盟、東盟、阿盟、歐盟眾多國家和地區，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中穿非洲，環連歐亞，輻射40多個國家和地區，覆蓋30多億人口，地域之遼闊，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市場資源和旅游資源之豐富，待開發、后發展潛力之巨大，是到目前為止其他任何區域發展戰略均不可比擬的，是一個既具有雄厚歷史沉績、又充滿現代發展活力的新型國際經濟合作帶。它的開發與建設，必然會給相關國家和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我國各類經濟體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包括中新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伊土經濟走廊等一系列國際經濟走廊建設的機遇，包括我國倡導和發起設立的包括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基金和開發銀行、亞洲投資銀行、“一帶一路”發展基金和投資銀行等等給相關國家和我國企業發展與提供資金支持和融資便利的機遇，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蒙古以及俄羅斯等很多國家新建鐵路或更新改造舊鐵路的迫切要求將因此而得到兌現的機遇，包括與沿線國家生活用品需求及其制造業發展的機遇等等。

　　機遇與挑戰始終是并存的。諸如我國與周邊國家間的制度差異、技術差異、道德宗教、民族習慣以及社會文化差異甚至沖突等等，均會對我國企業走出去形成不可回避的挑戰。近年來，有些企業到東南亞或非洲國家投資設廠，或與當地政府合作搞經濟技術開發區等，雖有成就和收益，但也多因當地各種不配套而導致發展受阻，其風險和挑戰同樣相當嚴峻。

　　鑒于此，我國民營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就一定要做出更加理性、科學、有效的選擇。一是要避免幻想、扎實工作，切實練好內功，著力做好人才和技術儲備。二是要立足自身獨特優勢與條件稟賦，以自身核心業務為軸心，按照優勢互補、合作聯運原則，探討和賺取“一帶一路”發展紅利。三是要堅持先易后難、先富后貧的順序做好進入安排。四是依據效率原則靈活選擇進入和參與合作的方式，不非求擔當“一帶一路”建設主角，但一定要善于從配角角度實現自身更大經濟收益。

　　德國政府如何保證住房市場公平和穩定

　　□朱玲

　　二戰之后，聯邦德國一直以社會市場經濟理念構建和維護其經濟秩序。其要旨，是經濟自由與社會公正及社會平衡相兼容。縱觀德國有關住房領域的立法及政府的住房政策，都體現了這一特色。

　　保障國民基本居住需求的法律和政策，體現的是居住公平的理念。至于如何確定基本居住條件和怎樣采取保障措施（法律和政策等），在聯邦德國都經過廣泛的社會協商。例如，不同利益相關方既通過各自的社會組織對話交流，也借助媒體直接發聲，還敦促議員或政黨相互磋商。事實上，所有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也必須經歷這樣的國民參與過程。二戰結束時住房緊缺，政府動用財政資源為建房和購房自住者提供補貼。到2012年，全德55%的人口生活在自有住房，此類補貼已幾近于取消。如今的居住補貼，主要針對低收入家庭。具體做法有兩種，一是提供社會住房（廉租房），二是發放居住補貼。目前，領取居住補貼的戶數大約占全德住戶的2%。

　　對于超出基本需求的住房消費，政府極少使用財政資源施加影響。德國現有住房中有將近60%用于出租，租房人口大約占總人口的45%。租房市場規模如此之大，不但有利于地區間勞動力流動，而且有助于滿足中低收入層的居住需求。這既是國家采用法律嚴格規范租房市場參與者行為的一個結果，也是促使立法機構及時根據社會經濟環境變化修訂相關法律的一個原因。無論是早已聞名的租房法，還是近兩年生效的住房能源現代化改造法案，都對房主和房客的權利和義務做出了明晰的界定。這其中，租約安全給予租房家庭與自有房住戶一樣穩定的居住條件，可謂租房市場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目前，關于把房租上漲幅度限制在三年內不超過15%的“房租剎車”規定，成為德國公眾討論的一個熱點。雖然最終討論結果尚難判斷，但仍可以預料，德國政府不會改變維護市場價格穩定的政策目標。這里所說的“穩定”，只是相對于大起大落的波動而言，并非指價格一成不變。

　　租房價格與宅基地和住房購置價格緊密關聯，德國房價穩定的主要因素一是多中心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既可促進地區經濟平衡發展，又能避免人口在少數城市過度聚集。二是嚴密的抵押擔保制度和稅收制度，加上便捷的法律和信息服務，協同發揮作用，預防住房交易投機，保證住房貸款安全，降低住房信貸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住房投資屬性而實施的抵押貸款法和抵押債券法，一方面使得貸款額不超過房屋市場價值的50%；另一方面，把信托公司向投資者轉售的擔保債券，限制在具有充分資產支撐的“擔保池”范圍內，使其利率僅略高于政府債券，從而避免高風險暴利操作以確保資金安全。

　　從德國住房市場的公共管理實踐來看，國民的經濟自由實質上是有約束的自由。其約束條件，即來自全社會對社會公正的追求以及對公共利益的認同。鑒于住房還有財富積累屬性，為了削弱財富積累對社會成員“起點”公平的影響，德國政府依據遺產法和稅收制度，對住房繼承人/受贈人采用超額累進稅率，征收遺產稅或贈與稅。此外，絕大多數住房屬于私有財產，但它們也是構成公共空間的一個因素。房屋里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更是全德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為了維護空間秩序、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便借助土地使用規劃、城市規劃和住房能源改造法案，對住房建筑條件和能源裝備施加約束。居民在住房購置和使用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違法或違規，都有相應的執法機構或公共管理機構予以懲處。

　　住房市場的公共管理細節還顯示，德國政府在此領域的行為，第一是保障國民基本居住需求，維護居住公平。第二，維護社會、經濟和空間秩序，保持經濟穩定和社會平衡，促進環境保護和資源可持續利用。據此反觀中國住房市場的亂象，有相當數量的地方政府非但未能作為一般利益的代表規范市場，反而直接參與市場并從中謀利。在此背景下，市場穩定和居住公平也就無從談起。因此，若要扭轉這種狀況，只能從限制政府權力和規范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做起。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