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及寫作的自覺
就像戴來的小說標題《練習生活練習愛》，每一代寫作練習都從校園、成長、青春、情愛的大本營經過。如今，80后關注的范圍正在擴大，笛安的 《胡不歸》完全進入哲學之思，對人生意義進行置之死地的追問。顏歌的小說曾被稱為“川味小說”，大量活用四川的方言，一股麻辣的勁道飄揚在字里行間。長篇 《我們家》有了自在的韻致和舒徐的節奏，《三一茶會》關注老人的晚境，借詩詞傳遞出微妙的情感生活。許藝的《紙貨》顯示了作家接續大歷史的努力，她撇開個 人成長經驗，將筆伸向歷史深處，去探觸歷史的余溫。但是相對于大和崇高，女作家普遍都更傾心于小而美麗的事物。在語言的敏感上，女作家顯示了性別優越。如 蔡東在《出入》中寫道：“手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既是對馬克思經典定義的戲仿，又是對時代真相的指認。手機如此深地介入生活，數字取代了具體的人，機 器對人進行無情剝奪，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聯系，我們與世界之間隔著手機。馬小淘曾以粉筆來比喻學生的普通，笛安以中藥比喻仇恨，張悅然以脈搏比喻 愛……這樣的修辭讓人耳目一新，也讓人會心。
80后普遍語言細膩，辭藻華麗，霍艷談道：“很多時候，他們辭藻的華麗已經到了對敘述產生阻礙的地步，他們無法還原人物話語，只能轉述，將 原本豐富性的多層次的話語，轉述為一種千篇一律的重復的風格。”在周嘉寧的《讓我們聊些別的》中可以看到作家對過分強調“好故事”的警惕，以及重建虛構與 現實生活的努力。
寫作緊密地與每個具體的個人經驗聯系在一起，盡管每一代寫作從大體上看都是卷土重來，作家會面臨一些同樣的、恒久的、根本的問題。但具體到 隱秘的個人遭際、生動的時代表情，還是能從代際中捕捉到。女權主義運動使人很容易接受女性進入公共空間擔任作家、知識分子、政治家等職業，但如門羅的寫作 所示：女性的精神出路依然狹窄。然而，這又恰是女性寫作的用武之地。80后的女將們正在練就自己的火眼金睛。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