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些老干部倒很同情我的處境。出版界的元老王益同志，多次想辦法幫我走出困境。另一位元老陳原同志，在精神上十分支持我。當我有難處時，他會用外語對我說些鼓勵的話，告訴我一些辦法。我最愿意聽他同我講世界語，因為那時周圍的人都聽不懂。

　　陳原等人那時最關心的是《讀書》雜志。這是他們那些老革命出版家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理念改變的具體體現。于是，在新三聯書店五個狹隘的辦公場所中，我去得最勤的是東四六條的《讀書》編輯部。在那里我發現，《讀書》聯絡的學人最多，用《讀書》的名義對外聯系收效最快。于是，我學習當年三聯張梁木先生的辦法，不斷親自找有學問的作者討教。我當時還采取了一個新辦法：多同海外的學問家聯絡。這是出于幾個原因：第一，不大有出版社注意這個稿源，專業同臺灣聯絡的出版社當時還沒有成立。第二，海峽對岸的文化界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比較深廣。

　　總之，三聯書店脫離“凌遲”狀態后，我干了10年。這10年，我除了蓋了一個大樓，還真說不出多少業績。只不過，我利用當年的有利條件，把自己培養成一個“知道分子”。我今天能夠躋身文壇，靠的就是這些“知道”。年邁無奈，應朋友之請把一些“知道”的資料編印出來，向讀者陳明真情，第一本，是為《師承集》。

　　《師承集》 沈昌文著 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