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6月11日是中國人口日。國家衛生計生委于今年5月中旬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流動家庭與留守家庭成為常態家庭模式,流動家庭的比例接近20%。更早之前,根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數據統計,截至2013年年底,全國流動人口達2.45億人,超過總人口的1/6。在2015年“中國人口日”之際,《法制日報》視點版將視角鎖定流動人口大軍,關注他們的生活。
□本報記者趙麗
打工者在老家買房、自己長期漂泊在外。
在長期研究打工者群體的NGO“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志愿者、《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作者呂途看來,上述狀態似乎成為流動人口大軍的一種住房常態。
在住房問題上,一個問號始終困擾著很多流動人口:城鎮化在大步推進,在農村蓋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鎮上買房的人又趕不上時代的發展了,想在縣上買,卻已經買不起了。
曾對此進行專項調研的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農業發展與投資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郭新宇注意到,近年來,勞動力遷移領域的研究開始關注農民工在務工地的就業和生活條件,住房問題成為農民工問題研究的又一個焦點。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統籌城鄉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課題大規模問卷調查的6000余份調研問卷,郭新宇等調研人員發現,與我國城鎮原住居民相比,農民工在務工地的住房自有率處于很低的水平。租住房屋是農民工解決住房的最主要方式,比例達到34.4%,其中34%的農民工在住房市場解決租房,只有0.4%的農民工享受到廉租房保障,占租房農民工總數的1.16%。
“在問卷中,將住房滿意程度分為滿意、一般、不滿意和很不滿意4個等級。超過五成的多數農民工對住房條件的主觀感受為‘一般’。”對此,一同參與調研的農業部管理干部學院現代農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薛建良分析說,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有多種,首先是農民工對城市居住條件的心理預期較低。很多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首要目的是獲得更多的收入,潛意識里并沒有把務工地當作長久定居地,因此對住房條件的評價更側重于方便和經濟。其次,收入差距、文化差異和傳統觀念等因素導致農民工和當地居民產生社會隔離,農民工在衡量自身住房條件的優劣時,選取的橫向比較對象集中于農民工群體自身內部,在住房條件普遍低下的狀態下,不易產生不滿足感,而多數感覺條件“一般”甚至“滿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流動人口中正規就業者的住房問題通過政府以及企業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不過,非正規就業者的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非正規就業者主要包括自主經營者、小店鋪或工廠的雇工以及散工。一方面,他們沒有單位依托,不能通過員工宿舍解決住宿問題,且身份特征尷尬,難以申請到政策性住房；另一方面,隨著城中村改造的進行,他們的租房困難將加大。”作為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對策研究》的調研人員,南開大學的調研人員仉楠楠與周利兵通過梳理現有的流動人口住房政策發現,我國目前尚無專門針對非正規就業者的住房政策。
“這些流動人員住房支付能力較差,費用是影響住處選擇的要因,從而導致住房整體質量較差。”仉楠楠說,他們的居住環境一般是城鄉接合部的農民在轉化為城市市民過程中空閑下來的房子,有的已經在政府的拆遷計劃中,由于房屋建設時間較長,存在一系列安全隱患,同時基礎設施不健全,環境衛生較差；老式樓房也存在設施不齊全、安全隱患等問題。
“流動人口不在公房租售、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體系內,又無法像在家鄉那樣獲得宅基地自建房屋。居住條件的差距削弱了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感,阻礙了其享受城市經濟文化發展的成果,形成了低收入群特有的經濟和文化群落,甚至造成其與城市居民的隔絕。遲滯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延緩農民工市民化進程,對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乃至城市化及工業化帶來不利影響。”郭新宇分析說,應完善城鎮住房保障體系,增加公租房、廉租房、兩限房等公共住房供給,將住房保障政策全面向農民工開放。在公共住房類型、結構、配套設施設計上充分考慮農民工群體的工作性質、經濟能力、遷移的家庭性特征等,同時在選址上注意與城鎮原住居民的融合,避免居住地分割加劇遷移人口的社會隔離。完善和推進農民工住房公積金和住房補貼制度,對于在城市有穩定勞動雇傭關系的農民工應逐步納入住房公積金覆蓋范圍,并制定異地轉移、接續、繳納、提取辦法；對于流動性強并且單位不能提供合適住所的農民工,應加快推行住房補貼。
郭新宇說,在立法方面,應推進住房權立法,設定農民工務工地的最低住房標準,從法律層面保障農民工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
周利兵也建議,我國已有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政策文件主要集中在正規就業的農民工群體,鮮有涉及非正規就業流動群體。“應針對正規就業者和非正規就業者的不同特點,在制定住房政策時有不同的側重；應該對非正規就業者的住房責任進行明確劃分,重點解決非正規就業者中困難群體的住房問題。"
制圖/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