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 李宇嘉

　　“十三五”期間，我國將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旨在改變“重售輕租”的住房供應現狀，降低人居和城鎮化成本，滿足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等新就業人群現實的住房需求。近期，住房租賃備受政策關照。5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了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頂層框架。隨后的5月6日，住建部發布了6條措施，覆蓋租賃市場的各個環節。

　　當前，我國城市化開始進入“下半場”，人口向大城市及周邊集聚，大城市房價高漲，嚴控新增土地，樓市進入存量時代，租賃需求邊際增長更快。2014年，通過市場租賃(包括城中村)解決居住的總人口在3億人左右，占城市人口近40%。未來，新移民和大學畢業生將是住房消費主體，租賃將是他們“落腳”城市的第一選擇，甚至是長期選擇，補缺租賃市場的短板刻不容緩。

　　從國際上來看，發達國家居民租房占比普遍超過50%，大城市租房比例更在60%以上。但根據“六普”數據，2010年北京和上海租房占比不足40%，中小城市更低。

　　發達國家中，德國以居民偏好租房、租賃市場完善、低租金管制而稱著于世。目前，德國住房自有率僅43%，租賃住房占據了57%的市場份額。近日，德國發布了一項新的法律，從5月1日起，首都柏林的屋主不能擅自將房屋整套短租給游客，違反者將面臨高達10萬歐元的罰款。受此沖擊，風靡全球的網絡短租房平臺Airbnb不得不下架40%、超過2萬套的柏林房源。

　　表面看，私人公寓短租是個“多贏”的好主意。但由于短租公寓的日租金為長租公寓(日租15-30歐)的3倍左右，加上德國低租金管制全球聞名，在利益的驅使下，柏林居民紛紛將房屋掛在類似Airbnb的平臺上短租，不愿投入到長期租賃市場。這對近60%的人租房、低租金管制、房屋為公共品的德國政府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即便犧牲稅收和居民收入，也要控制租金。

　　用柏林議員Darth的話講，超市收銀員單親媽媽要租房，這要比旅游和房主收入重要100倍。事實上，短租減少了正常租賃市場房源，變相抬高了租金。更何況，近年來，歐債危機爆發后，德國人口向柏林集聚，柏林人口在2015年就增長了5萬，但僅有7299個新的住宅供應。同時，歐央行量化寬松，房價和租金快速上漲。據地產服務公司Jones Lang LaSalle的報告，柏林房屋租金從2005年的5.5歐元/平方米上漲至2014年的近9歐元/平方米，近兩年年租金上漲9%以上。

　　這已超過了2012年12月德國議會通過的漲租限制，即各州政府控制該州主要地區房租3年內漲幅不超過15%，房主不得將租金提高至平均水平的10%以上。德國干涉私人住宅投入短租，看似簡單粗暴，但反映了德國在維護低租金環境上的一貫作風。“二戰”以來，德國共建設1000多萬套社會住房，可供3000萬人居住，多數為租賃住房，而德國總人口才8100萬。

　　在德國，不管開發新房或經營租賃，企業要獲得土地、信貸，新落成的房子須在一定期限內，讓渡政府出租，或按接受補貼后的低租金出租。過了期限，才能按市場租金出租。因此，德國租賃房源充足，且以政府公租和地產公司、非營利組織為主的機構租賃，是穩定市場、平抑租金的“壓倉石”。2011年，德國1860萬套租賃房源中，政府公租房占24%，私人機構房源占22%。

　　德國對租賃權益的保障也很細致。首先，德國對“可居性”嚴格規定，建立了住房安全與健康標準的評估體系，包括面積、生活設施、生理心理需求等多個評定標準；其次，德國法律對房租和成本嚴格限制，如房東不可隨意漲租，漲租須書面陳述，提供已漲租例子；再如中介費、房屋修繕費等由房主承擔等。當“適居性”和權益保障都到位了，租房可享受與買房一樣的安全和穩定。

　　從德國經驗看，我國發展住房租賃要解決三大“痛點”，即還原租賃的公共品屬性、打造低租金環境和租賃房與產權房供應的同質性。首先，政府公租和機構租賃必須要占到一定份額，目前我國公租占比很低，北京只有2%，企業更無積極性。從公共服務職能出發，政府要增加公租房和對機構租賃的扶持。其次，德國“新規”讓各行各業免受租金上漲沖擊，鑄就了德國制造的優勢。我國實體盈利下滑，人工、物流和鋪租高企是“幫兇”，這些與租金連續5年上漲相關。最后，不僅要降低租金，還要提高“適居性”，制定租賃房屋的評估標準，讓租房和買房住一樣舒適。這就需要改變政府在租賃行業管理上的“缺位”，同時還要凈化中介服務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