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白血病、惡性腫瘤等重大疾病,對于個人和家庭而言無異于一場災難。很多人并不清楚國家、社會對重大疾病患者的保障情況。
事實上,基本醫保、大病醫保、商業保險、慈善救助……不同層次的制度設計為我們筑起了一道道防線。
這些防線如何更加牢固?在大病面前,醫保報銷能不能再高點?商業保險是不是沒有必要?慈善救助會不會具有偶然性?本版邀請3位不同領域的專家發表自己的看法。
大病醫保,建議上調報銷比例
劉國恩
對于普通家庭而言,因病致窮的主要風險往往發生在大病診療所花的高額費用上。中國現行的大病醫保主要通過各地政府主導、屬地基本醫保基金籌資、商業保險機構經辦的模式。在大病醫療制度建設中,各地政府究竟該兜底多少?參保居民能夠承擔多少?
認識當前大病醫保費用的基本構成有助于我們回答上述問題。以武漢市大病患者為例,武漢市居民基本醫保加上大病醫保兩次補償共占治療總費用的六成,職工醫保兩次報銷后的綜合比例在七成以上。除此之外,由民政部門負責的醫療救助制度還可以向部分低收入群眾提供進一步補償。全國平均水平與武漢市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在現有醫保中,大病患者個人承擔的治療費用為四成左右。那么,對于大病患者,醫保支付水平是否可以再提高一些呢?
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基金結余率總體穩定,風險基本可控。但是,居民醫保基金結余有很多政策滯后性因素,資金需求將有增無減。再有,大病醫保工作2013年啟動,進一步擴大了醫療服務需求和資金壓力。同時,很多主要城市醫保基金結余率明顯降低,提高報銷比例的空間越來越有限。職工醫保與居民醫保的基本報銷比例越來越接近,然而前者繳費水平是后者的數倍。因而,簡單通過普遍調高基本醫保比例并非最佳舉措,根據不同費用段進行針對性醫保政策調整應是著眼點。
從居民基本醫保的籌資比例看,目前個人繳費在15%—20%左右,政府投入是大頭。仍以湖北省為例,如果居民基本醫保報銷水平提高5個百分點,人均籌資將增加30元,各級政府財政投入需要增加2.65億元。相應的,如果大病醫保高費用段(如3萬元以上)報銷比例提高10個百分點,人均籌資僅增加14元,各級財政補助需增加1.2億元。對于個人和政府而言,大病醫保的增量投入均不到基本醫保投入的一半,而前者的報銷比例提高程度可以是后者的兩倍,效果非常顯著。
因此,醫保制度改革在現階段不宜采用普遍調高基本醫保水平的方式。建議通過基本醫保基金和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的籌資方式,提高大病醫保的報銷比例,同時上調大病醫保的報銷上限。這可以有針對性地減輕大病患者的經濟負擔,同時減小全面上調基本醫保水平的財務壓力,還能避免目前對職工醫保制度的沖擊。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商業保險,滿足個性化保障需求
姚慶海
隨著城鄉居民大病保險試點的開展,有觀點對商業重大疾病保險(簡稱重疾險)的作用產生了懷疑,認為大病保險將取代重疾險。這種觀點低估了重疾險在大病保障方面的作用。
重疾險是由保險公司經辦的,以特定重大疾病如惡性腫瘤、心肌梗死、腦溢血為保險對象的商業保險,保費完全由參保人自行負擔,進入門檻較高,所指疾病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其最大的特點是定額賠付,一旦參保人得了保險合同中約定的疾病,保險公司將按照約定的保險金額賠付,賠付的保險金與實際醫療發生費用無關,甚至可能大于實際醫療開銷總額。
比如,某人投保10萬元的重大疾病保險,年繳保費是580元,哪怕只繳費一年,第二年首次得了合同中約定的重大疾病,無論是否發生醫療費用或發生多少費用,該投保人都可以一次性獲得保險公司10萬元的定額賠付。相對而言,大病保險的保險金事先是不確定的,具體額度由所花醫療費用和報銷比例共同決定,按比例報銷意味著報銷的數額不會大于開支總額。
另外,大病保險是后期報銷,而重疾險是先行賠付,一旦參保人得了合同中約定的重大疾病,無需提供醫療費用原始發票,憑相關醫學證明材料即可一次性獲得賠付,無需自己先行墊付。
應該說,我國基本醫療保障的定位是“低水平、廣覆蓋”,而隨著人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基本醫療保障之外,就會產生個性化、多樣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在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中,重疾險可以滿足這種需求,并且不會影響個人在公共醫療體系中享有的權利。如果說大病保險重在保基本,那么重疾險是重在提品質。
近年來,我國重疾險發展勢頭良好,參保群眾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惠。但是,由于商業保險經驗缺乏、保險市場競爭仍不夠規范等原因,我國重疾險的普及程度還不高。目前重疾險購買主體主要是公司團體,個人購買的相對較少。并且由于繳納的保費不低,個人也多是經濟狀況較好的購買。隨著黨和國家對民生問題的不斷重視、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保障意識的不斷增強,相信重疾險將會有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
(作者為中國保險學會會長)
慈善救助,做好醫保補充
王振耀
目前開展大病救助的慈善組織超過了100家,主要功能就是救急、救危并且從事專業化的救助。多數救助組織集中于兒童救助領域。
從地域覆蓋面看,目前基本覆蓋全國的有兩類組織:一類是具有一定政府背景并且有網絡的組織,最突出的就是中國紅十字會系統與中華慈善總會及其地方的組織會員。這些組織建立起一定的大病救助項目,經過一定的申請程序,使患者得到不同程度的救助。另一類組織是純民間的救助組織,缺乏組織網絡。以愛佑基金會為例,其救助的基本項目之一是兒童的先天性心臟病,至今已經救助超過萬名兒童。
從救助效果看,不少民間組織建立有大病救助的應急機制,其中以天使媽媽基金會和中國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的“9958”熱線救助最為典型。這兩個組織主要救助兒童,如果患者的家庭與這兩個組織通報救助需求信息,他們就會立即發起募捐行動,并且往往能夠使救助對象得到及時而有效的救助。特別是天使媽媽團隊開展的“百萬天使媽媽在行動”項目,已經有超過50萬的天使媽媽成員參與捐助。
從救助方式看,慈善組織的救助采用建立互助基金與大病保險的方式來進行,不過并沒有在全國普及。其中上海市紅十字會最為典型,他們在10多年前就建立起兒童大病互助基金,政府給予一定的支持,覆蓋了上海市的兒童。此后北京學習該經驗,進一步建立了“一老一小”大病救助基金制度。中國兒童基金會則是對孤兒發起了專項的大病保險項目,已經覆蓋了10多個省份。民間開展的公益大病保險,往往并不需要保險對象繳納費用,而是通過愛心人士的捐助與保險公司的合作來進行。
慈善組織需要進一步建立行業性的合作機制與信息機制,與政府部門建立良性的互動合作機制,使民間慈善資源得到最好地發揮。
總體上說,慈善組織的大病救助只能是政府醫療保險與醫療救助的補充。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