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債務違約，本質上是由資不抵債的財政現實引發的，而不是由國會債務上限“拉鋸戰”引發的。2011年，美國債務上限博弈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劇烈波動，標準普爾下調了美國主權信用評級；2013年，債務上限談判陷入僵局，導致政府關門半個月。今年的債務上限博弈預計更加激烈，將導致更大混亂。

　　美國政府對外舉債的邏輯，與其他國家不同。這是因為，美國擁有全球霸權，其國家信用是和霸權捆綁在一起的。看似是美國國會就債務上限搞“拉鋸戰”、玩“膽小鬼游戲”，實則掩蓋美國債務的本質——美國用低利率美債向全球融資，然后把籌集的資金投資到全球，可以賺取“超特權”收益差。這樣的買賣誰不愿意做？

　　1月19日，美國債務已達到2021年12月16日確定的31.4萬億美元限額。不到半年時間，美國財政部就頂不住了，急需籌措新款項，于是提出多借債。借債主要用于：一是2020年新冠疫情沖擊導致美國財政赤字超過10%，舉債基數提高，需要堵窟窿；二是通貨膨脹導致各項支出成本上升，需要轉嫁給投資者；三是拜登政府的《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等要花錢，需要籌資；四是美國在全球多地增加軍事部署，需要大幅度擴大支出；五是硅谷銀行等倒閉，需要大筆救助資金，也需要擴大債務規模。按照美國的霸權邏輯，借你沒商量、不借白不借，繼續多借債仍是美國政府的核心考慮。而國會山上的爭吵，其實多半是“政治加戲”——議員們借機提出一些個性化要求，最終還是會批準多發債的。

　　不過，美國舉債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開始，國際投資者持有美債占比呈現長期下降趨勢，2020年達到階段性低點31.5%。2023年3月底，這一比例基本在1/3左右。同時，美債的國際投資者中，官方投資者占比跌破50%。這預示著美債國際信譽下降。美國政府即便能進一步抬高債務上限，但投資者不一定照單全收。

　　當然，美元仍主導著全球貨幣體系，占據著全球外匯儲備的約60%、全球貿易結算的約40%。美債規模還將擴大多少，其實并不重要，而應當未雨綢繆，加快研究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美債危機和美元危機。

　　由于美國擁有全球霸權地位，其債務成本總體上是很低的，即美國債務的大量成本是由其他國家來埋單的。目前，美國31.4萬美元的國債，美國國內投資者持有70%左右，國外投資者持有30%左右。這只是一個顯性債務結構，而隱性債務關系就更復雜。因為，美國的跨國企業、跨國銀行，以及跨國軍事部署，都是在全世界配置資源、攫取利潤。美國還通過控制石油、天然氣、鐵礦石、貴金屬、糧食等的價格，降低美國經濟的運行成本，增加競爭對手的運行成本；通過技術上“卡脖子”、品牌渠道搶奪利潤，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鏈、供應鏈進行盤剝，而其他國家無力做到這一點。就是說，無論美國借多少債，都是劃算的。

　　美國債務邏輯經過數十年的演變，已經發生變異，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財政治理問題，而變成了一個“龐氏游戲”。全球任何一家企業，特別是規模較大的企業，只要賺到美元，都不得不拿出大部分交回美國財政部。就是說，外國企業只要進入美國控制的產業鏈、供應鏈，就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收益了，而只能與美國的經營體系綁定，只能坐上美債這架戰車。美國的債務雪球越滾越大，大到了不能化、不能碎，也不能拆解的地步。

　　按照一般的債務邏輯，既然是借債，終歸是要還的；即便可以借新還舊，即便期限結構可以優化，也應總體上遵循借方創造的增加值能夠覆蓋債務規模這一基本原則。美國過度舉債，不僅將銷蝕其政府信用，也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隱患。美國經濟模式和霸權生存方式已經導致一系列麻煩，形成了“美元困境”。美方不從自身經濟結構和生產關系結構上找問題，而繼續搞以鄰為壑、蠶食他國利益這一套，是極其不負責任的。美國應尊重債務本質，不要繼續肆意擴大債務規模，而應在一定約束條件下舉債，切實提升自身經濟運行質量，同時與其他國家一起維護全球經濟公平秩序。

　　(中國網 董少鵬 證券日報副總編輯、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編審：華章 安然 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