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利，巴勃羅·聶魯達的黑島故居和他的詩作一樣有名。20世紀30年代末，聶魯達從戰火初燃的歐洲回到祖國智利，購置了一塊海岸邊布滿黑色巖礁的土地，一棟石頭房子坐落其上，詩人將之命名為“黑島”。從此，黑島成為聶魯達周游世界后一次次返回的港灣，他在這里面朝大海，回憶、想象、創作、會友。

　　流入寬廣世界

　　深入群眾生活

　　對于聶魯達來說，面朝大海，并不意味著背對俗世、遠離人間，他的石頭房子里裝著整個世界，正如中國詩人艾青在給聶魯達的詩中所寫的：“房子在地球上/而地球在房子里”——1954年，艾青在聶魯達黑島的家中做客，寫下充滿欣喜、欽慕和希望的詩篇《在智利的海岬上》。今天，這里已經成為聶魯達故居博物館。我去參觀時，車子從原野中延伸的高速公路駛下，拐過幾個彎，浩瀚的太平洋橫亙眼前，廣闊無垠，激動人心，仿佛一首詩抵達高潮。

　　在詩人故居院落里擺放著一條小船。小船的象征意義顯然大于實用意義——這片港灣并非聶魯達的遁世之處，而是他與世界、與無數個遙遠異邦的連接之域。房子里擺滿他從世界各地帶回的紀念品：船頭雕飾、各種形狀的海螺、奇形怪狀的玻璃瓶、放在玻璃瓶里的船模、面具、舊鞋子、煙斗……如同孩子，詩人收集著所有他覺得好玩兒的東西，把家變成包羅萬象的博物館。

　　聶魯達的家，不是奢華和那種含蓄展示財富的“格調”。他在世間一切普通物件中發掘美的價值，他珍視并歌頌大自然的造物和手工勞動的成果，這和他的詩作風格相一致——他是世界的詩人、人民的詩人。他曾在詩作中聲明，在他死后，這棟房子要留贈給勞動者們，“兄弟，這里就是我的家，/請到我這個在貧窮的戰斗中建造起來的/海花星石世界中來。”

　　海花、星石，仿佛是海潮和星光的結晶。大海與星星的形象，頻繁出現在詩人青年時代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見上圖，張偉劼供圖）中，它們構成了青澀之愛的意境，它們屬于詩人自幼常見的自然景色——空曠的智利南方，仿佛是被“文明”世界遺忘的一個角落。

　　詩人深愛這片尚未被工業文明“污染”的土地，也愛這片土地上的人。“倚身在暮色里，我朝你海洋般的雙眼/投擲我哀傷的網”“是誰用煙的字母把你的名字寫在南方的星群之中？”“今夜我可以寫下最哀傷的詩句。/寫，例如，‘夜里星繁，/星星在遠方很湛藍，打著寒戰。’”……在這些詩篇里，我們看到一個時而激情澎湃地追逐愛侶、時而為愛人不在場而黯然神傷的純真少年。一切都是最質樸的情感，用樸素的語言寫就，一如那樸實無華的智利南方風光。

　　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我曾看到《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的詩句被印在地鐵車廂里。在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的小說《郵差》以及據此改編的同名電影中，老詩人聶魯達與年輕的郵遞員結為好友，教他寫情詩，為他追求心儀的姑娘助一臂之力。詩歌沒有成為遙不可及的陽春白雪，而是流入寬廣的世界，深入到人民群眾的生活之中。

　　永遠面朝大海

　　永遠滿懷希望

　　如果說吟誦著《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時的聶魯達還是一個惆悵于兒女情長的年輕小伙兒，那么在后來的創作中，在探索詩藝的同時，他不斷拓寬著情感的音域，從多情到博愛，從“我”到“我們”，自覺擔負起一名作家的社會責任。詩人經歷了波瀾壯闊的生活：23歲起即擔任智利政府派駐亞洲的外交官，輾轉于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等地，后又被派駐西班牙，親身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并竭盡所能地幫助忠于西班牙共和國的難民。他自己也不見容于以鐵腕鎮壓智利工人運動的當權者，在45歲時踏上流亡之途，翻越國境線上的皚皚雪山后，走遍了世界。

　　成為聶魯達詩歌創作頂峰的是出版于1950年、由200多首詩匯成的史詩式著作《漫歌》。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在其奇幻小說《阿萊夫》里提到一個要把大千世界寫入一首長詩的詩人，聶魯達在《漫歌》和《元素頌》中就表現出這樣的雄心：全部美洲的歷史、整個大陸的風光、生活在這塊大陸上的所有人、詩人熱愛的一切事物都呈現于這些詩篇之中。對一切凡俗之物不做美化地如實再現，是西班牙語世界的美學傳統。作家與人民站在一起，投入爭取解放的斗爭，是拉丁美洲文學一以貫之的傾向。詩人一再在詩中闡明立場：“采石人胡安，維拉科查之子，/受凍者胡安，綠色星辰之子，/赤腳者胡安，綠松石之孫，/請上來和我一起出生，兄弟”“我希望，在工廠和礦山的出口，/我的詩歌融匯于土地、空氣，/和受欺凌之人的勝利”……詩人書寫人民的苦難、人民的斗爭，以及那頂頂重要的、最適合詩歌來表現的——希望。在這樣一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浩劫的世界，詩人期待著更美好的明天：“我期望/狂暴的海風沖擊撕碎的雨絲/將我沖入地下的深處，/然后再順著地底的河道/奔向地層里復蘇的春天。”

　　聶魯達也見證了中國的新生。他在回憶錄《我坦言我曾歷盡滄桑》中寫道，1928年的東方之旅，他曾途經上海。1951年，當他再次訪問中國時，看到的“已是一個嶄新的國家”：“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廣大土地上雄辯地發生了變化。”他看到，在這個煥然一新的中國，人們的臉上洋溢著重獲新生的笑容：“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笑的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他們更懂得笑。”接待他的中國作家們也以真誠、美好的笑與他一路同行，其中，就有詩人艾青。1954年，艾青訪問智利時，智利人民的熱情友好同樣令他印象深刻。艾青在詩中寫道：“在世界的這一邊，/人們把我們抱得這樣緊，/緊得使我們透不過氣，/在我們的臉上使勁地親……”1957年，聶魯達再訪中國，再次在艾青的陪伴下游覽神州大地。他以詩人之眼看到中國人民取得的建設成就，他感嘆：“這個國家里連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在乘坐游輪欣賞長江三峽風光時，他注意到忙于耕種的人們：“在極高處，在壁立的巖石之巔，一個褶皺里只要有點兒生長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國人在那里耕種。”他也因此對中國充滿信心：“遼闊的土地，人的非凡勞動，一切不公正現象的逐步消除，這三者的結合一定能使中國人美好、廣闊而深厚的人性更加發展。”

　　當聶魯達在黑島的房子里眺望太平洋時，他一定曾經意識到，大洋彼岸就是中國，盡管這意味著地球兩端一段極為漫長的旅程。詩的精神能夠克服地理上的距離，讓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實現心靈的連通。今天，聶魯達的詩歌在我們的語言里不斷煥發生機，老中青譯者競相用最美的中文“再造”那些以同樣優美的西班牙文書寫的詩作，因為它們“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與夢想”——1971年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如是說。半個世紀前，詩人在風雨飄搖的時局中辭世，他的詩歌一直鼓勵著喜愛他、懷念他并追求解放的智利人民，支撐著他們度過艱難歲月。今天，詩人的墓碑守望在濤聲如歌的黑島上，永遠面朝大海，永遠滿懷希望。

　　（作者為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主任）

　　《 人民日報 》（ 2023年09月13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