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為何彌勒佛到中國成了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

　　中新社杭州9月20日電 題：為何彌勒佛到中國成了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

　　——專訪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陳永革

　　中新社記者 柴燕菲 趙曄嬌 郭其鈺

　　佛教于西漢傳入中國后，幾千年來不斷適應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需要，走出了一條中國化道路，與中國傳統文化融為一體。同時，中國佛教又被傳播至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影響了當地的佛教文化。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陳永革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回溯佛教中國化的歷程與路徑，探尋中國佛教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思想價值底蘊，以及如何與不同文明對話。

資料圖：靈隱寺是中國佛教著名寺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面。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佛教中國化有何內涵和要義？

　　陳永革：佛教從異域傳來，“佛教中國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形式，總的來說，佛教中國化有三方面內涵。

　　一是“佛教”的內涵，歷史上的佛教典籍匯總為以“經律論”為主體的《大藏經》，但其中記載的佛教跟我們現在所說的佛教，隨著歷史際遇的長期變遷，對于其中有些內容，存在著不同解讀。比如說，對于“經律論”作出人間佛教化的解讀即是一例。在佛教中國化一千多年的歷程中，必須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去解讀“佛教”的概念。

　　二是“中國”的內涵，在不同時期也不同，如南北朝作為佛教傳入中國的關鍵時期，佛教就是利用民族交融才逐漸扎根。這一時期佛教成為國家、民族外第三種力量，能有效整合社會、民族和地區風氣。

　　三是“化”的內涵，“佛教中國化”和“佛教化中國”之間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關系。很多傳入中國的外來思潮最終銷聲匿跡，就因為無法中國化。從更深層說，是中國的社會、文化、民眾把佛教改變了。佛教中國化雖是一個簡單表述，但其背后歷程錯綜復雜，甚至波瀾壯闊。

圖為杭州飛來峰景區內的布袋彌勒。　嚴格 攝

　　中新社記者：佛教中國化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佛教如何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

　　陳永革：幾千年來，佛教中國化的總體成果是形成了世界佛教的三大體系，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

　　在我看來，佛教中國化沒有完成時，今天其內涵也在不斷調整、充實。比如佛教中彌勒佛的形象幾經演變，最終大肚彌勒造像最深入人心，這與最初傳自印度的彌勒像迥然不同。從杭州飛來峰68窟大肚彌勒佛像可以看出，其造型、服裝、飾物、手串、布袋等均融合漢地形象、服裝習慣，“笑口常開”的形象代表了寬容、樂觀、自在的積極進取精神，這一形象是中國人思想、觀念、心理的物化，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體現。

　　佛教如何調整自己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至少有四“化”。

　　一是文教化。很多佛教寺院就是當地的文化傳播中心，國家力量建造的佛教中心，如唐太宗時代，幾百上千人翻譯佛典，這是文教傳統。西安出現眾多佛教祖庭寺院，就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成果。

　　二是制度化。比如佛教中影響最大的出家制度，還有寺院制度、修持戒律，僧人要穿僧衣，獨身、吃素等，佛教中國化能夠成功在于確立并落實佛教制度。

　　三是民眾化。佛教中國化最根本的傳統就是護國佑民，被朝廷和民眾所接受，這樣就有了根。六祖慧能大師通過革新促進佛教與中國社會的融合，使佛教立足于、服務于現實社會，這種主張佛法落實到人世間的思想對中國佛教意義重大。

　　第四是現代化。隨著時代不斷進步，佛教也要調整適應社會發展。比如現在都提倡文明進香，這就是佛教適應現代制度的活動方式改革，其背后的重要動機就是佛教要越來越融入時代的文明化進程。

資料圖：雪后的佛教圣地五臺山，紅墻、灰瓦、白雪、青松交相輝映，顯得格外圣潔、靜謐。劉永平 攝

　　中新社記者：佛教傳入中國后與中國文化相融并發展，和儒家道家文化一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佛教中國化中的文明交融？

　　陳永革：分析這個問題有兩個觀察角度。第一是空間角度，儒釋道三教都存在于中國。第二是時間角度，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對儒釋道三教的解讀都不一樣，總體上三教處于動態平衡的狀態。

　　三個學派并存于中國社會，并為中國社會提供不同的服務，儒家為知識分子、士大夫服務；佛教既為普通百姓服務，也為國家朝廷服務。簡單概括來說儒家是治世；佛教是治心；道教是治身。當然，嚴格來說并不是佛教才“治心”，儒家的“慎獨”，道家的“坐忘心法”，都涉及到了“治心”。

　　因此，儒釋道三教都圍繞人在天地間的地位、價值、追求，提供各自解答，具有普遍性。今天，我們要把儒釋道都置于全球化視野中，置于與世界文明的對話中，去探究所提供的方案是否是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

資料圖：一名游客觀賞香港收藏家的瓷塑藏品《彌勒佛》。中新社記者 張茵 攝

　　中新社記者：佛教傳入并與中國文化相融、發展后，中國佛教是否又被傳播出去影響了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陳永革：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個議題是，中國佛教是“走出去”還是“請出去”的？

　　雖是一字之差，卻有不同意義。比如對日本、韓國乃至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來說，佛教是從中國“請出去”的。這個“請”，既是一種學習，也是一種文化傳播與交流。我們并不是強調中國佛教文化的先進、優秀，但它是有價值、有意義的文化，值得學習。日韓等國家的佛典、僧人、寺院制度、活動儀式等，都與中國佛教同根同源。

　　中國佛教文化由此被“請出去”后，被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留下來”并“傳下來”，與當地文化相結合。更重要的是，中國佛教文化成為東亞文化圈的重要構成。這個歷史現象告訴我們，佛教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對東亞文化圈的歷史建構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中國佛教被“請出去”，也與其內容、途徑和方式有關。

　　以浙江佛教為例，被“請出去”的東西有天臺宗、華嚴宗，佛教制度、佛教高僧，這得益于浙江佛教的“海洋意識”。浙江佛教是全域佛教，山水佛教、山海佛教、山林佛教皆具，與日本、韓國的佛教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從宋、元、明至近代，浙江始終為東亞佛教交流的黃金紐帶。

資料圖：參觀者被一尊觀音立像吸引。中新社記者 王剛 攝

　　中新社記者：佛教講究慈悲、包容、平等、和合，這是否影響了中國人熱愛和平、不喜擴張的性格形成？

　　陳永革：佛教思想結構中，突出慈悲、平等、包容，對眾生都有無條件且無限的尊重。這種思想影響著許多中國人。

　　一般來說，佛教慈悲的真正蘊義有兩個方面：一是個體性的、日常性的拔苦而與樂(脫離苦海并給予歡喜、安樂、關懷)，其中蘊藏一種利他的功德心。二是作為一種生命態度或選擇。佛教最根本的關切(信仰)是“覺悟”，歸根到底是“佛的本義”，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總之，我認為佛教智慧是一種實踐的、可分享的行動智慧，能引導人們去服務、奉獻、利他，這一過程與中國人形成慈悲、包容、平等的性格不無聯系。

資料圖：泉州開元寺，是宋元時期泉州規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王東明 攝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兩千多年，佛教走出了一條中國化的路。您認為未來中國佛教文化如何在與不同文明對話中更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講好中國故事？

　　陳永革：講好佛教中國化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有機方面，某種意義上，傳播本身就是文化、就是文明。

　　講好佛教的中國故事，我認為要注重三個維度：

　　一是強調佛教的中國化。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果不強調這一點，就會底氣不足。要有策略地講清楚中國佛教的信仰形態、宗教形態、文化形態、藝術形態等。

　　二是通過講中國佛教故事傳遞更多信息。那些公共的、開放的、包容的、符合現代文明潮流的內容要多講，要挖掘自己的文化基因，形成文化標識，這是行動策略。

　　三是講好中國佛教故事也要“不忘初心”。不脫離佛教的本義和情懷，從中國佛教與世界佛教文明的共鳴中，促進互相尊重，共同打造佛教與人為善、與時為善、與世為善的美好愿景。(完)

　　作者簡介：

　　陳永革，現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浙江宗教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任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印度佛教學外國人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民國佛教思想、宗派佛教、中國哲學與宗教等。著有《晚明佛學的復興與困境》《佛行人間：佛教社會觀》《近世中國佛教思想史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