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國寶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載道，恢弘萬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著古人的匠心智慧，鐫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見證著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從2023年5月1日起，中新社“東西問”推出“鎮館之寶”系列策劃(四)，藉專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昆明5月3日電 題：戰國牛虎銅案為何是中國青銅文化“最后的輝煌”？
——專訪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云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張永康
作者 羅婕
北有馬踏飛燕，南有牛虎銅案。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區城北星云湖畔李家山古墓群的戰國“牛虎銅案”，現藏于云南省博物館，整體造型奇特、構思新穎，為“一虎噬二牛”，既有中原地區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濃郁地方特點和民族風格，是中國青銅藝術的杰作。
戰國牛虎銅案為何是中國青銅文化“最后的輝煌”？它如何體現古滇國與其他文明的交流融合？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云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張永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參與了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見證了“牛虎銅案”出土過程。它是如何被發現的？
張永康：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區北側有一連綿山脈，名李家山。其北枕關嶺，南繞星云(湖)，地勢險要。20世紀60年代，當地村民就在這里撿到過零星青銅器和玉飾品。1972年1月，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發掘正式展開，3個月后，山西南坡及山頂的27座墓葬陸續清理完畢。其中，山頂的第24號墓規模最大，隨葬品也最多，牛虎銅案就出土在這座墓中。
剛出土時，大牛的頭、下凹的背部及小牛斷開分散，大體的造型樣式都不太清晰。我們將發現的20余塊青銅器殘片集中在一起，斷定這是一件大器。最終，通過文物修復工作者近兩個月的拼合修復，還原為長76厘米、高43厘米、寬36厘米、重12.5千克的精致重器，“牛虎銅案”得以重現于世。
牛虎銅案。云南省博物館供圖中新社記者：在中國文博界流傳著“北有馬踏飛燕，南有牛虎銅案”的說法，牛虎銅案何以被稱為滇文化青銅工藝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張永康：云南古滇國青銅文化吸納了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鑄造技術，以精湛的制作工藝和濃郁的民族風格享譽海內外，因此是青銅時代“最后的輝煌”。同時因其具有較高的歷史性、藝術性、科學性，“牛虎銅案”也被稱為滇文化青銅工藝的代表作。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古代，戰爭關乎國家與軍民的安危，而祭祀則起到保佑城邦、戰前團結人心的作用。“牛虎銅案”是一種放置祭祀品的禮器，就歷史性而言，它反映了古滇人的活動軌跡、社會生活、禮樂制度及文化風貌。
從藝術性看，工匠巧妙地將牛身中本應為腹部的一段挖空，將牛背作為可盛放物品的盤形，整體造型精致、工藝精美，將大牛的造型、小牛的憨態可掬和“虎噬牛”的場景展現得淋漓盡致，具有美學鑒賞的藝術價值。
牛虎銅案局部。云南省博物館供圖牛虎銅案重心平穩，體現出工匠在科學性上的巧思。大牛頸肌豐碩，兩巨角前伸，給人以重心前移之感，而尾端的老虎后仰，使案身恢復平衡。大牛前后蹄各用一根橫檔連接，兩橫檔之上站立著一頭體量較小的牛，形成“十字平衡”的構造，增強了案身的穩定感。作為古滇國的一件祭器，牛虎銅案在科學和美學上都達到了極高水平。
觀眾欣賞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的云南省博物館藏“牛虎銅案”展品。侯宇 攝中新社記者：出土至今，牛虎銅案的含義一直存在爭議，主流解讀有哪些？反映出哪些文化內涵？
張永康：古滇國時期，當地民族尚未使用文字，多把祭祀、戰爭、紡織、牧馬等社會生活場景以雕塑方式展現在所造器物上，因此滇文化青銅器也以寫實見長。
關于牛虎銅案“一虎噬二牛”的特殊造型解讀，民間流傳較廣的說法是“母牛護犢”。但仔細辨認可見，大牛頸部肌肉健碩，牛角挺拔，應為公牛，身下的小牛雖體型較小，但牛角很大，也為成年公牛，因此“護犢”的說法難以成立。
牛虎銅案局部。云南省博物館供圖較為主流的說法認為，“虎噬牛”是現實世界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之間關系的映照，反映自然界弱肉強食的規律。也有專家認為，牛虎銅案包含了滇人對“死亡”這一生命終極命題的理解。用“虎噬牛”表達“死亡”，用“小牛”詮釋“新生”，傳遞了滇人對風調雨順、牲畜繁衍、國泰民安的渴求。
此外，還有專家延伸解讀：在古滇國，虎為百獸之王，象征權威，牛則是財富和生命的標志。牛虎銅案中的虎、牛形象成為滇人重點表達的主題，顯示了滇人崇虎、崇牛之情，表達了對權力、財富和生命的向往。
中新社記者：“牛虎銅案”如何體現出當時古滇國與其他文明文化的交流融合？
張永康：歷史上，人類主要的遷徙路徑離不開河谷溪流和海岸線。云南自古以來就是人類遷徙的“中轉站”，境內六大水系中的瀾滄江、伊洛瓦底江、怒江、紅河均為國際河流，流經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國，因此滇文化青銅器反映了當時不同文明在此交融的文化面貌。
牛虎銅案。云南省博物館供圖牛虎銅案的器物主體是一頭封牛，其特點在于兩邊牛角向內彎曲，牛角尖向上翹起，牛脖子上有一個隆起部分，像駱駝的駝峰。封牛曾是亞洲的主要牛種之一，云南地區的封牛則通過有著“南方絲綢之路”之稱的蜀身毒道，從印度至緬甸，后進入云南。這條交通要道促進了滇國與其他文明在商貿、文化上的交流融合。
此外，李家山考古出土的一字格劍、動物紋銅扣飾、環紋海貝、蝕花肉紅石髓珠、銅鼓等隨葬品，反映了李家山墓地與北方草原文化、嶺南越文化、南亞地區、東南亞地區都存在著密切的文化交流。這是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早期格局的真實寫照，也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形成過程的重要例證。(完)
受訪者簡介：
張永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云南省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云南著名文博專家。
1972年1月，張永康作為云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員，參與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見證貯貝器和“牛虎銅案”等古滇國青銅器重現于世的過程。主要學術成果包括：出有《大理佛》《藝苑流光》《佛國遺珍》等專著，主編《云南文人畫藝術》《木氏宦譜》《云南民間收藏文物集萃》《仁恒藏瓷》等地方性圖錄，發表文物學和考古學論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