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杭州8月22日電 題：杭州飛來峰怎樣成為江南文化寶庫？

　　——專訪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謝繼勝、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靈隱管理處副主任邵群

　　作者 嚴格 林波 曹丹

　　晚唐以后，中國的石窟、摩崖造像活動逐漸從中原北方地區向長江流域轉移，浙江杭州西湖的飛來峰造像是長江中下游地區規模最大、開鑿(又作“開造”)持續時間最長、保存相對較好的一處窟龕造像群。

　　作為江南的石窟，飛來峰石窟藝術有何獨特之處？飛來峰造像如何體現漢、藏、西夏、蒙古等多民族藝術的結合？為何說飛來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藝術交流的“博物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謝繼勝，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靈隱管理處副主任邵群，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飛來峰造像有何藝術風格與歷史文化價值？

　　邵群：飛來峰造像位于浙江杭州的北高峰南麓，以冷泉溪與靈隱寺相隔，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藏傳佛教藝術遺址之一，也是中國石窟分布在南方地區的重要實例。

　　飛來峰造像肇始于五代，經宋入元，終于明。據統計，飛來峰造像現存115龕，390余尊。其中，五代后周廣順元年(公元951年)的“西方三圣”是飛來峰現存紀年最早的石刻造像。

　　元代造像是飛來峰佛教造像中的主體和精髓部分，不僅數量最多，形制也巨大，部分造像題寫有漢文、梵文經咒和贊語。據統計，現存元代造像67龕，116尊，其中46尊為藏傳佛教風格造像，62尊為漢式風格造像，8尊為受藏傳佛教風格影響的漢式造像。

　　可以說，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造像為中國江南罕見，這也使飛來峰聞名遐邇。

　　中新社記者：飛來峰造像如何體現漢藏多民族藝術的結合？

　　謝繼勝：公元1276年，元軍兵臨南宋臨安城，宋納降。元廷派西夏人楊璉真迦出任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入駐南宋故都杭州，主持飛來峰鑿龕造像。

　　我們發現，與同一時期的薩迦寺、夏魯寺以及此后的西藏地區藏傳佛教藝術作品相比，飛來峰造像的典型藏式風格已出現較為明顯的漢化傾向。大多數同類風格造像，除了在圖像學上與西藏地區的同類造像保持一致外，造型上已出現與之相異的變化。飛來峰造像中，對明王、護法神的刻畫，與西藏地區同類題材相比，整個形體，尤其是面部特征的處理已趨于平和。

　　杭州為六朝古都，不僅是南方漢族文化的中心，也是漢傳佛教凈土宗的中心之一，具有深厚的儒家、佛教文化土壤和悠久的佛教藝術傳統。在形式和內容上，藏傳佛教藝術進一步適應南方漢族文化及其審美傾向，有助于藏傳佛教這一陌生的文化更易被當地接受。

　　以第76龕綠度母造像為例，雖然其完全按照藏傳佛教儀軌造像，給人的感覺卻沒有東印度波羅王朝造像的韻味。該造像模仿水月觀音，腿部抬起，身體重心落在臀部，藝術家細致地刻畫了腰間因坐姿形成的肌肉凸起，從而使造像變得更加沉靜中庸，略呈慵倦之態。該造像表現了漢地藝術對藏傳佛教造像的創造性改變。

　　隨著新的造像思想進入江南腹地，傳統的儒家文化與其他文化融合，為宋元之際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奠定基礎，也為元代藝術創新提供了契機。漢、藏、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在飛來峰融合，對明清時期的藏傳佛教藝術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自元代后，中國再無大型的官治開窟造像活動，飛來峰“漢梵并用”的元代造像，可謂中國窟龕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飛來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藝術交流的“博物館”？

　　謝繼勝：飛來峰造像在藏傳佛教藝術史和中國美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它具有明確的斷代，補充此期藏傳佛教造像實物例證缺少的不足，可以作為圖像學和斷代的標尺，為考察藏傳佛教圖像演變的歷史提供了圖像例證。

　　例如，藏傳佛教無量壽佛的脅侍菩薩，后期多為白度母和佛頂尊勝，但飛來峰造像中的脅侍卻為綠度母和文殊菩薩，證明當時佛相無量壽佛的眷屬為度母和文殊。這為考察藏傳佛教圖像演變的歷史提供了圖像例證。

　　其次，飛來峰山水空靈、物象精微，來往人物風流，見證著古往今來各國文人雅士的文化交流，為中外美術史的交往傳播奠定基礎。

　　在兩宋期間，外交使者往來頻繁，飛來峰摩崖題刻中的“路公弼”就是奉使高麗的使臣在出訪時途經飛來峰，于石洞崖壁間留下的墨寶。

　　1891年，日本書法家日下部鳴鶴為追尋王羲之的足跡來到浙江，與俞曲園、吳昌碩等大師往來。因為共同熱愛飛來峰，他們以書法為媒，論道交友，研究切磋，留下了一段段翰墨佳話。日下部鳴鶴也在飛來峰留下題記，并積極向日本傳播中國書畫詩詞文化，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

　　飛來峰不僅蘊含了西夏、蒙古、吐蕃及漢地不同時期與不同佛教造像觀念的石刻圖像，也將中外藝術文化聯系在一起。海內外游客在拜謁游覽靈隱寺和飛來峰時，也能感受到充滿人文意味的藝術交流歷史。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飛來峰是江南文化寶庫？

　　邵群：不同于北方石窟造像的宏偉厚重、氣勢磅礴，飛來峰造像分布于山崖間、溶洞中，雕琢藝術精美細膩，與江南本土文化、藝術審美、山水園林融合，體現了江南獨有的韻味。

　　飛來峰無石不奇、無樹不古、無洞不幽，正因如此，這里成為文人筆下的“西湖第一山林”“東南第一山”。其獨特的平地石山風景及其對園林疊山的影響，反映的是自唐代以來興起的中隱文化和以石為主的山林欣賞趣味。飛來峰吸引了歷代文人政客、外交使臣、海外來客駐足“打卡”、刻石留題，成為西湖邊的千年“朋友圈”。

　　與其他石窟寺題記多為佛教造像記相比，飛來峰摩崖石刻有著鮮明的文化特征。飛來峰現保存有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國的摩崖石刻330余品。其中包括隸書、草書、行書、篆書等書法體。年份最久的詩刻是西湖唯一的唐詩摩崖，為唐代杭州刺史盧元輔的《游天竺寺》，距今已逾1200年，被譽為西湖摩崖之最。

　　盧元輔后，白居易接任杭州刺史三年(公元822年至824年)。他酷愛飛來峰，曾作飛來峰《冷泉亭記》。離任之際，他心中充滿不舍，留下“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的詩句，可見他對飛來峰這片秀麗山水的喜愛和留戀之情。

　　以蘇軾和王安石為代表的后世文人，追尋著白居易的腳步，在“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中抒發極致的熱愛，在“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中傳遞堅韌與豪邁，為世人呈現飛來峰的別具一格。

　　千百年來，無數文人墨客尋覓著白居易等人的足跡來到飛來峰，并留下詩詞和墨寶，用文字描繪飛來峰的美麗與神秘。飛來峰的文脈傳承已成為飛來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飛來峰成為彌足珍貴的江南文化寶庫。(完)

　　受訪者簡介：

　　謝繼勝，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漢藏佛教藝術史研究，發起組織國際學術例會“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倡導并推動漢藏佛教藝術史觀的理論體系、以多民族共創中華文明史的視角研究中國藝術史。著有《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研究》《藏傳佛教藝術發展史》《七至十三世紀漢藏與多民族文明關系史》等。

　　邵群，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靈隱管理處副主任，文博研究館員。著有《中國石窟文化叢書(第一輯)：杭州石窟》《西湖摩崖萃珍一百品》《萬松書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