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也曾談及當年擬定方案的細節：“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制定具體 工作由三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 情。我們三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 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么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這段往事仍不忘調侃，但他認為，“這三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 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么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 就很麻煩了。”
1958年，周有光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也于1961年出版。
“文革”時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開始后，周有光即被批為“反動學術權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干校。當時大家也曾被“逼”著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們還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張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婦女，避免了單位里的政治斗爭，受到的沖擊也不大，最嚴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孫女在北京，兒子、兒媳婦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寧夏，難以享受家人團聚之樂。
周有光曾回憶起這段動蕩的年代，在他的記憶中，年輕時的照片都在這場浩劫中被“掃光了”。“我當時是反動學術權威，在農村改造，家里沒有人，東西都(被)隨便扔。現在有的照片也都是親戚多余或者復印給我們的。”
晚年的周有光談起“文革”經歷時，談到的似乎更多是對人生的感悟。“我們對財產都看得很淡，覺得是身外之物。許多人都問，你們度量為什么那么 大？有人說，你們所以那么大氣，因為你們娘家、祖先都是有錢人，錢看慣了就不新鮮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話，你對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 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繼續潛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這一段時間，家門內的生活終于恢復了正常，他在家里看書寫文章，妻子在另一個房間里看書寫文章。動蕩過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學、文字史上的研究學術成果外，還將許多零碎材料寫成通俗易懂的文章。